法律方法上的西方经验与本土资源——兼论中国现代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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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方法上的西方经验与本土资源——兼论中国现代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一、法律方法上的西方经验从西方法学史看，人们对法律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几乎创造出了后世应用的所有法律方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这方面的鼻祖。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向人们展示了苏格拉底使用的“辩证法”（即对话或问答的逻辑），苏格拉底使用这一方法来探讨正义等法哲学问题，这表明法律方法在古希腊的哲学沃土中开始萌芽。这时的“辩证法”仍比较“原始”，带有“诸方法合体”的特点，其中主要包含定义法、反证法以及归谬法等逻辑方法，同时还包括了修辞术等论辩方法。将方

2、法从理论中独立出来，对之进行专门化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建构了庞大的方法论体系，今天人们谈及的几乎所有法律方法（如修辞学）都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不朽著作《工具论》中找到雏形。但是，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逻辑之父”，因此，在其方法论体系之中，处于核心的仍然是逻辑方法。这为法律方法在西方的发展确定了基调。　　完成将古希腊哲学家们创造的哲学方法移植到法律领域、使之成为真正法律方法这一工作的是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他们将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求真”工具搬运到法律领域，用来解决人间的正义问题。据学者考证，路福斯最早根据古希腊哲学家们创立的哲学方法建立起

3、“法律的辩证法”，这成为罗马法学家频繁运用的法律方法，这种方法对于克服古罗马决疑法的弊端有很大的好处。为准确地适用法律，中世纪的罗马法学家们还发展出了专门的诠释法律的技巧。一般地，人们常常将这种诠释法律的技术看成是西方法律解释学的早期形态，其实不然。在这些诠释技巧中，除了一般的解释语词的技巧以外，主要是逻辑分析技巧。[1]如前期　　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着强势的西洋文明“全盘西化”的论调此起彼伏，出现在各个领域，但持这一观点的人无一例外地在理论上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并且在实践中也难以前行。因为无论在哪一思想领域，“全盘西化”都是不可能的。我国是一个

4、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国家，对人类的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已经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思维方式，这些东西无法彻底消除。我国的古代法律也是人们生活经验的一种总结，它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这些烙印是无法消除的。正如历史法学派所强调的，法律是每一个国家、民族生活经验的一种总结，是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某一国家的法律打上“落后的”或者“先进的”标记，因此，在法律领域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法律制度，但是，它们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在

5、实践中，我们常常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虽然被移植到了我国，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且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正是基于以上的理由，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建构我国现代法律方法体系时，我们应当充分吸收本土资源与西方经验中的优点，舍弃其缺点。　　在肯定了要“熔中西方法律方法于一炉”这一大前提之后，如果不小心的话，又可能会滑人谁为主、谁为辅的争论之中。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回顾我们前面所设置的目标，即这一新的法律方法体系应当能够融合中西方的法律传统，连接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在建构我国现代法律方法体系时，应综合考

6、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我国传统法律方法体系中缺乏什么；第二，我们目前迫切需要什么；第三是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方法发展的大势是什么。　如前所述，在我国传统法律方法体系中，最为缺乏的是以逻辑方法为代表的形式理性方法，其弊端在我国传统的法律实践中已经暴露无遗。早在清末民初，一些仁人志士就呼吁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革新传统文化，这方面的先驱人物有严复、梁启超、胡适、章士钊等。如在《原强》、《政治学讲义》中，严复多次提到引进西方的形式科学方法，将其应用于法学、政治学研究，从而在中国建立一种类似于西洋的政治法律科学。严复先生言道：“此后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

7、内籀之术。而同时所为，有二种功夫，一是区别定名之事，一是考订沙汰之事。盖不为其前，将虽有事实，而无纲纪；不为其后，将所据已误，而立例自非。”[26]梁启超先生说得更为明确。在1918年11月24日的《国民公报》中，梁启超发表了“推理作用”一文。他认为，人与禽兽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能够推理，能够举一反三，进行“完全的推理”。而大人物与大国民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他们善于运用推理，推理非常娴熟与周密。他痛感中华文明虽然久远，虽有自己的特长，但是，推理方法不太完备。因此，他呼吁：“我期盼我青年诸君，要知道这是现在我国人公共的毛病，这毛病不去，在现今世界上绝

8、不能生存，终究是要被淘汰的……我们个个要把我的推理良能，常常操练到极熟。这种操练功夫，无论在学校里头，或是出来社会上做事，都很有机会应用。”[27]从民国时起，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