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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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西学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摘要：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学说的影响，至少在九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一是论族类存活的自然权利与西学论人性和国家起源之关系相通，二是对“正统论”的批判与西学论“霸政非正”相通，三是对“民岩”的分析与西学论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理由相通，四是论“环相为治”与西学论权力制衡相通，五是论“君之是不是，丝毫也不可带过”与西学对“王惟所命亦无不是

2、”说的驳斥相通，六是论“岂得以舜之所以事瞽叟者事君”与西学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相通，七是论“豫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与西学论“王而不遵法度则非义”相通，八是论“以法相裁……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焉”与西学论“法度者，乃上下尊卑所均而无异”相通，九是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与西学论“严以治官、恕以待民”相通。　　关键词：王夫之；西方政治哲学；权力的合法性；权力制衡；法治学说　　1004-7387（2012）04-0001-10　　王夫之的政治哲学是否受到晚明传入的西学的影响？这是一个从来也没有人研究过的理由。笔者在《王夫之与儒耶哲学对话》一文中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三方面对王夫之

3、与西学的关系作了论说，认为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思想家，一位受西方哲学影响最深、并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创造来会通中西哲学，将中国哲学提升到新水平的活跃人物[1]。但该文的最大不足，是没有论及西学对王夫之政治哲学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此学术难题进行探讨。　　从明清之际的儒耶对话来看，对于传教士宣传的观点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总是以对西学有一定的了解为前提。如果对西学不了解，也就既无从赞成，也无从反对。对于南明永历王朝改宗天主教，王夫之显然是不赞成的。其不赞成，是因为他认为利玛窦（MatteoRicci）所讲的上帝信仰与儒家孝道相冲突，既尊上帝又讲孝道是为“二本”[2]，学理上

4、难以一致起来，可见他对天主教义的了解相当深刻。其《思问录》一书，作于他担任永历王朝外交官期间，该书多处提及利玛窦的名字和观点，可见他读过其著作；从该书关于“学者以去骄去惰为本”的论述，又可见他通读了庞迪我（DidacedePantoja）的《七克》一书，对该书的精神实质有相当深刻的把握[3]，由此亦可证明他并不拒绝接受西学中的一切合理因素。除此以外，王夫之还读过哪些西学著作呢？他自己没有说，就连发现他读过《七克》一书也是经过细心查证才知道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永历王朝的外交官（行人司行人），在朝廷改宗天主教的情况下，他不能不大量阅读西学文献，不能不努力了解西方。身在朝廷的外交部门，他

5、的读书条件肯定比一般读书人要好得多，他在永历朝廷中的两位好友瞿式耜和方以智也都是通晓西学之人。这一切决定了他对于西学具有广阔的视野。　　在政治哲学方面，权力的合法性从何而来，采用什么样的政体形式才合乎正义，怎样行使权力才能保证正义原则的落实，为什么法治优于人治、最高治权的执行者也必须服从法律的统治，是自古以来西方哲人们探讨的主要理由，晚明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关于这些理由之讨论的主要思想成果。身为永历朝廷的外交官，首先要了解的就是外国的政治。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既已输入，王夫之不会不知，亦不能不去了解。他在政治哲学方面的突破，诚然首先是深刻总结明朝灭亡教训，全面反思传统政治体制和政治哲学的结

6、果，是其精思独运的理论创造；但西学的启迪和影响也不可忽视，这从王夫之政治哲学与西学之惊人的相通或相似之处可以明显地看出。　　一、关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理论　　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政治哲学关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理论，其“神意说”为王夫之所拒斥，而其宣传的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和国家起源之关系的观点、关于什么样的政体形式才合乎正义原则的观点，关于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理由的观点，则与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新的理论创造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方政治哲学论人性和国家起源之关系与王夫之论族类存活的自然权利。　　讲到政治思想，总有一个不容回避的尖锐理由，即政治权力合法性

7、的理由。中国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合法性理论是所谓“奉天承运”说，尽管古人也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重视民意的说法，但却几乎看不到将人的自爱本性和人的自然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的论说。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Vagnoni）的《王宜温和》一书将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带到了中国，他说：“人性原自私爱，乃无不好自从自适，岂有甘臣而从他人之命耶？即始明视他人之才能功德绝超于众，而因自足庇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