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已经出版的一些敦煌学史著作，只是根据已经发表的研究论著来罗列成果，比如说某一年陈寅恪先生写了什么文章，取得了什么看法，如此而已。要撰写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本文只就贯穿整个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一番清理，并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偏远，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

2、有及时为中国学者所知。1907年和1908年，藏经洞的精华先后被斯坦因（A.StEin）和伯希和（P.Pelliot）攫取到手，运送伦敦和巴黎。不论斯坦因还是伯希和，在他们攫取到这些古老写卷的时候，就对其学术价值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也知道自己虽然付了一点钱，但获取这样巨大的宝藏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定是一种伤害。可是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他们拿去了多少东西，却了然无知。甚至就在1908年8月伯希和经过北京时，缪荃孙听到伯氏说：“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

3、及五代刊板。”或许是伯希和所说对于关注中国四部典籍的清朝学者来说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也可能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实物，因此，缪荃孙只说了一句“奇闻也”，（注：引文见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戊申（1908）十月廿五日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5册，第2118页。）而没有当回事。1909秋，伯希和由河内再度来到北京，随身携带着大概是他正在研究而没有随大宗收集品寄回巴黎的敦煌写本四部典籍、古文书等。这次，罗振玉等人得以亲睹敦煌古写本的真貌，大为惊叹。罗振玉当时的心境，可以从八月十九日他给《时务报》主持人

4、汪康年的信中看出：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注：《汪康年师友书札》（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169—3170页。）两天后，

5、恽毓鼎在参加宴请伯希和的聚会后也在日记中说这些珍本“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注：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53—454页；参见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63—64页。）罗振玉、恽毓鼎的态度应当可以代表当时中国学人的真正态度，即法国人伯希和将敦煌古书捆载而去，是极其可恨的事。罗振玉觉得可喜的一点是，他们可以从伯希和那里影印、传抄其中“小半”部分，殊不知伯希和带到北京的，只是其敦煌所得汉文由此看来，陈寅恪不仅不同意陈垣的“劫余”

6、说法，而且这篇序言恐怕实际就是针对这个说法而写的。“或曰”者，应当就是陈垣和他所代表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北平图书馆所藏的“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只是一些糟粕而已，所以这个目录，也只不过是“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对此，陈寅恪举出一系列北图所藏有价值的写本，来反驳上述意见：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著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

7、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其它如《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六朝旧译之原名，藉此推知。《破昏怠法》所引《龙树论》，不见于日本石山寺写本《龙树五明论》中，当是旧译别本之佚文。唐蕃翻经大德法成辛酉年（当是唐武宗会昌元年）出麦与人抄录经典，及周广顺八年道宗往西天取经，诸纸背题记等，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者而言，其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

8、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若是之众，傥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注：《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7页。）陈寅恪早年曾长期游学欧美，回国后的1926—1930年一段时间里，主要就是从佛经翻译文学的角度，写了一些敦煌写本的跋文，其中也包括一些北图的藏卷。（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