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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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已经出版的一些敦煌学史著作，只是根据已经发表的研究论著来罗列成果，比如说某一年陈寅恪先生写了什么文章，取得了什么看法，如此而已。要撰写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本文只就贯穿整个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一番清理，并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一“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偏远，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者所知

2、。1907年和1908年，藏经洞的精华先后被斯坦因(A．StEin)和伯希和(P．Pelliot)攫取到手，运送伦敦和巴黎。不论斯坦因还是伯希和，在他们攫取到这些古老写卷的时候，就对其学术价值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也知道自己虽然付了一点钱，但获取这样巨大的宝藏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定是一种伤害．可是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他们拿去了多少东西，却了然无知。甚至就在1908年8月伯希和经过北京时，缪荃孙听到伯氏说：“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或许是伯希和

3、所说对于关注中国四部典籍的清朝学者来说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也可能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实物，因此，缪荃孙只说了一句“奇闻也”，①而没有当回事。1909秋，伯希和由河内再度来到北京，随身携带着大概是他正在研究而没有随大宗收集品寄回巴黎的敦煌写本四部典籍、古文书等。这次，罗振玉等人得以亲睹敦煌古写本的真貌，大为惊叹。罗振玉当时的心境，可以从八月十九日他给《时务报》主持人汪康年的信中看出：————————————————————①引文见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戊申(1908)十月廿五日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4、第5册，第2118页。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①两天后，恽毓鼎在参加宴请伯希和的聚会后也在日记中说这些珍本“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②罗振玉

5、、恽毓鼎的态度应当可以代表当时中国学人的真正态度，即法国人伯希和将敦煌古书捆载而去，是极其可恨的事。罗振玉觉得可喜的一点是，他们可以从伯希和那里影印、传抄其中“小半”部分，殊不知伯希和带到北京的，只是其敦煌所得汉文二《劫余录》与“伤心史”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如刘复(刘半农)的《敦煌掇琐》、②胡适的《荷泽大师神会遗集》、③陈万里的敦煌考察，④都具有开拓意义。⑤然而，对中国敦煌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应当是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一书和陈寅恪《<敦煌劫

6、余录>序》一文。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是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敦煌经籍辑存会之约，在俞泽箴的帮助下，编成的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的目录，分类编排，体制极佳，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分类目录。⑥在当时编成这样一部分类目录，从学术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引起议论的是这本书的名称，因为它表现出强烈的批评意识，这里包括对与中国学术界一直比较友好的伯希和的批评，因为陈垣的序中明确地说：“(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据说当时有友人劝陈垣在序

7、中不要直接提名，陈垣回答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⑦这虽然是后人追忆之词，并不一定那么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陈垣先生所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即反对西方列强掠夺中国文物。——————————————————①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5页。②刘复：《敦煌掇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北京；1925年。③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④陈万里：《西行日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之一)，北京：朴社

8、，1926年。⑤具体的情况，参见荣新江：《北京大学与早期敦煌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1998]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5—336页；又《敦煌学新论》，第102—106页。⑥陈垣：《敦煌劫余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