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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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论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作者】贺雪峰【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湖北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秩序均衡基础的考察，区分出乡村一般秩序均衡和特殊秩序均衡的两种不同类型，并进而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主导意识形态状况、国家行政能力三维向度将乡村秩序状况划分为八种理想类型，结合这种理想分类，本文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面临的挑战作了初步探讨。【正文】乡村秩序本身的涵义是乡村社会的平稳有序，即乡村社会处于一种稳定和均衡状态。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差异，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有着相当不同的表现。一般来说，中国古代乡村社会

2、在大多数年份都是有序的，即处于一种秩序均衡状态，构成此种均衡的因素诸如宗族自治、乡绅治乡等；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社会也是相对稳定的，构成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秩序均衡的主要因素诸如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宣传，相对封闭且一律的传媒，建国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领袖非凡的个人魅力等。当前欧美各国农村社会也是秩序均衡的，其主要原因如相对较小的就业压力，高效益的农业经济特别是较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及相应较高的农业收入，政府相对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业保护体系，以及最为关键的是与欧美长期民主自由传统相联系的农民相当稳定的社会心理及结构化因素引起的成熟制度体系。以下我们以

3、中国古代社会和人民公社为例，来引出并展开关于乡村秩序均衡的讨论。一、乡村秩序均衡的两个实例1.中国古代社会的乡村秩序在长达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庞大的帝国体系和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对应与共存是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古代社会根本不同的方面。虽然周期性的战乱成为改朝换代的推动工具，但新王朝在结构上一般都继承了旧王朝的衣钵与体系。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国乡村社会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表现出乡村社会秩序均衡的特点。那么，是什么力量构成了当时乡村秩序的基础呢？归结起来，不外以下一些方面。第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族自治大大简约了中央政权的管理范围，提高了中央政权的管理能力，节约了中央政权的

4、大量财力，并有效地防止了中央政权的过份庞大和官僚体系的无效运转。具体地说，1.宗族可以通过“家法”、“族规”维护农村社会的一般秩序，抑制宗族成员的违规行为，调节宗族成员及宗族之间的矛盾纠纷，从而使乡村社会大部分矛盾用不着国家机器调节，宗族组织自身就可以调解好；2.宗族通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和“同族相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村贫困和抵御天灾人祸；3.宗族自治有利于国家赋役的提取，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王政所面对的并非一户户小农，而是一个个宗族。例如，许多“族规”、“家法”规定“完纳钱粮，成家首务，必须预为经画，依期完纳。”（注：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

5、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1995年版，第116页。）第二，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形成的亦官亦绅的乡绅成为中央政权最有效率的意识形态工具和忠实的皇权遵守者和自觉维护者。乡绅处于正式的国家权力与分散的小农之间，由于在土地、声望、权力方面的三重优势，乡绅在农村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注：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一方面，通过科举制，国家意识形态被有效灌输于乡绅，并形成为“士大夫”的主导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乡绅以其优势地位，将国家意识形态以多种形式转化形成为一般农民的意识形态，从而为庞大帝国体系构建起了相当完整的意识

6、形态控制体系和相对有效的合法性根基。第三，儒家文化的忠孝观念和家庭本位观念，形成了农民“安土重迁”、“香火相传”的基本生存信念，除非天灾人祸造成民不聊生的恶果，农民一般都不会成为流民，而愿过一种自足的农家生活。（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三十亩地一头牛”，成为中国古代小农思想的未来蓝图，而“人丁兴旺”则成为农民生存本身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所谓“知足常乐”，使得农民一般可以在温饱线上生存而不以为苦。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的宗族自治，乡绅治乡及儒家文化本身可以稳定地存在并有效地保持乡村秩序？特别地，宗族自治、乡绅

7、治乡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为什么没有在王朝循环更替中衰落，相反却越愈精致？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秦汉至清末的两千余年，社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始终没有摆脱低水平循环的陷井。与生产力停滞状态相适应，两千余年来的生产关系表现出超稳定的特点，由此构成了宗族自治、乡绅治乡和儒家文化等自我复制的基础条件，并由此构建起了相对均衡的乡村秩序。总括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是构成中国古代乡村秩序均衡的基本前提。第二，宗族、乡绅和儒家文化等农村社会的自我控制因素，不仅减少了国家行政管理的难度，而且也降低了国家管理社会所需要的庞大开支，并进而降低了国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