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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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学者对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　　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员而设立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四夷馆在永乐五年（1407）初设时，分为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八馆，后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增设暹罗馆，计为十馆。《华夷译语》是四夷馆十馆为教习诸番语言文字而编撰的，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教科书。一、对四夷馆的研究日本学者研究有关明四夷馆的建置、沿革等方面的论文很少。对明代四夷馆的教学体制、四夷馆翻译人

2、员在中原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重视还不够。日本学者关于四夷馆的研究，有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史林》，第十二卷，第四号，1927年）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具体位置、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关于四夷馆设置之初属翰林院，后来是否改属太常寺这一问题，作者依据《大明会典》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1494）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四夷馆是事实。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应该是《明史》职官志记载之误”。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

3、《东洋学报》，第三十三卷，第三、四号合订本，1951年），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吕维琪的《四译馆则》增定馆则中详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有关四夷館的规章制度等情况，是研究明四夷馆的珍贵史料。那波利贞的《四译馆则》（《史林》第十三卷第三号，1928年）一文，介绍了日本富岡谦藏氏所藏《四译馆则》，并对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加以肯定。二、对《华夷译语》的研究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多有研究。《华夷译语》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华夷译语

4、》是四夷馆编撰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辞书。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门别类，对诸蕃语词汇进行汉译并列出汉字音译。狭义的《华夷译语》单指洪武本《华夷译语》。《华夷译语》可分为三种不同版本，国内学者分别称为洪武本、永乐本、会同馆本。洪武本《华夷译语》是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火源洁、马沙亦黑等编撰的译语，洪武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附翰林学士刘三吾之序锓板刊行。只有蒙古译语一种。有蒙古语原文、汉字、汉字音译蒙古语三种。后来逐渐增改。永乐本《华夷译语》是永乐五年（1407）初设四夷馆之后，乃至到清朝四译馆，由各馆馆员编修的

5、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不同抄本的内容有所不同。有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的《译语》和《杂字》部分。有些《译语》还有诸番语言和汉语互译的“来文”，即诸番来使向中国进贡表文。会同馆本《华夷译语》是明末茅瑞徵所辑，只有汉语和汉字音译诸蕃语言，没有诸蕃语言的原文，而且，缺少“来文”部分。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则称洪武本《华夷译语》为甲种本、永乐本《华夷译语》为乙种本、会同馆本《华夷译语》为丙种本。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认同这种分类法。日本学者关于《华夷译语》的研究，早在幕府时代末年，近藤守重将试图对《华夷译语》进行研究。在所著《安南

6、纪略稿》（《近藤正斋全集》卷一，第86－93页。）中，收入了有关丙种本《华夷译语》中“安南馆译语”的研究。日本早期学者中，内藤湖南（虎次郎）、羽田亨和石田干之助等对《华夷译语》的关注和研究，使《华夷译语》诸多抄本和各种复制本公众于世。他们在日本的《华夷译语》研究史上作出了很大贡献。明治四十年（1907），内藤湖南以“日本满洲交通略说”为题进行演讲，涉及到《华夷译语》的解题、已往的研究状况等问题。并试图对《吾妻镜》中女真文字四字铭进行解释。大正六年（1917）六月十三日，他在大阪“每日新闻”以谈话笔记的形式发表了《&l

7、t;华夷译语>的发现》（《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版）一文，就《华夷译语》进行概述，并将自己得到的明抄本公布于世。明治三十一年（1902），内藤湖南发表了《蒙文元朝秘史》（《史学杂志》第3编第3号）一文，成为日本研究《蒙古秘史》的开端。那么，其《<华夷译语>的发现》一文的发表，也称得上是日本学者研究《华夷译语》的开端。羽田亨的《<华夷译语>的编者马沙亦黑》（《东洋学报》，第七卷第三号，1917年）一文，认为马沙亦黑与《华夷译语》的编撰有关，但与《蒙古秘史》的汉

8、字音译没有关系。鸳渊一、村上嘉实的《关于新<华夷译语>》（《史林》，第十七卷第二号，1932年）一文，介绍了新《华夷译语》的情况。此文的研究对象不属于石田干之助所提出的甲、乙、丙三种版本《华夷译语》系统。这里所谓新《华夷译语》是指德国学者福克斯发现的我国故宫所藏的一批《华夷译语》。这批《华夷译语》应是1748年，清四译馆改为会同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