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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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学者对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员而设立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四夷馆在永乐五年（1407）初设时，分为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八馆，后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增设暹罗馆，计为十馆。《华夷译语》是四夷馆十馆为教习诸番语言文字而编撰的，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教科书。一、对四夷馆的研究日本学者研究有关明四夷馆的建置、沿革等方面的论文很少。对明代四夷馆的教学体制、四夷馆翻译人员在中原与周

2、边民族、国家的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重视还不够。日本学者关于四夷馆的研究，有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史林》，第十二卷，第四号，1927年）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具体位置、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关于四夷馆设置之初属翰林院，后来是否改属太常寺这一问题，作者依据《大明会典》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1494）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四夷馆是事实。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应该是《明史》职官志记载之误”。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东洋学报》，第三十

3、三卷，第三、四号合订本，1951年），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吕维琪的《四译馆则》增定馆则中详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有关四夷馆的规章制度等情况，是研究明四夷馆的珍贵史料。那波利贞的《四译馆则》（《史林》第十三卷第三号，1928年）一文，介绍了日本富冈谦藏氏所藏《四译馆则》，并对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加以肯定。二、对《华夷译语》的研究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多有研究。《华夷译语》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华夷译语》是四夷馆编撰的诸蕃语言和汉

4、语的对译辞书。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门别类，对诸蕃语词汇进行汉译并列出汉字音译。狭义的《华夷译语》单指洪武本《华夷译语》。《华夷译语》可分为三种不同版本，国内学者分别称为洪武本、永乐本、会同馆本。洪武本《华夷译语》是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火源洁、马沙亦黑等编撰的译语，洪武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附翰林学士刘三吾之序锓板刊行。只有蒙古译语一种。有蒙古语原文、汉字、汉字音译蒙古语三种。后来逐渐增改。永乐本《华夷译语》是永乐五年（1407）初设四夷馆之后，乃至到清朝四译馆，由各馆馆员编修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不同抄本的

5、内容有所不同。有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的《译语》和《杂字》部分。有些《译语》还有诸番语言和汉语互译的“来文”，即诸番来使向中国进贡表文。会同馆本《华夷译语》是明末茅瑞征所辑，只有汉语和汉字音译诸蕃语言，没有诸蕃语言的原文，而且，缺少“来文”部分。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则称洪武本《华夷译语》为甲种本、永乐本《华夷译语》为乙种本、会同馆本《华夷译语》为丙种本。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认同这种分类法。日本学者关于《华夷译语》的研究，早在幕府时代末年，近藤守重将试图对《华夷译语》进行研究。在所著《安南纪略稿》（《近藤正斋全集》卷一，第86－93

6、页。）中，收入了有关丙种本《华夷译语》中“安南馆译语”的研究。日本早期学者中，内藤湖南（虎次郎）、羽田亨和石田干之助等对《华夷译语》的关注和研究，使《华夷译语》诸多抄本和各种复制本公众于世。他们在日本的《华夷译语》研究史上作出了很大贡献。明治四十年（1907），内藤湖南以“日本满洲交通略说”为题进行演讲，涉及到《华夷译语》的解题、已往的研究状况等问题。并试图对《吾妻镜》中女真文字四字铭进行解释。大正六年（1917）六月十三日，他在大阪“每日新闻”以谈话笔记的形式发表了《华夷译语>的发现》（《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东

7、京，筑摩书房，1970年版）一文，就《华夷译语》进行概述，并将自己得到的明抄本公布于世。明治三十一年（1902），内藤湖南发表了《蒙文元朝秘史》（《史学杂志》第3编第3号）一文，成为日本研究《蒙古秘史》的开端。那么，其《华夷译语>的发现》一文的发表，也称得上是日本学者研究《华夷译语》的开端。羽田亨的《华夷译语>的编者马沙亦黑》（《东洋学报》，第七卷第三号，1917年）一文，认为马沙亦黑与《华夷译语》的编撰有关，但与《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没有关系。鸳渊一、村上嘉实的《关于新华夷译语>》（《史林》，第十七卷第二

8、号，1932年）一文，介绍了新《华夷译语》的情况。此文的研究对象不属于石田干之助所提出的甲、乙、丙三种版本《华夷译语》系统。这里所谓新《华夷译语》是指德国学者福克斯发现的我国故宫所藏的一批《华夷译语》。这批《华夷译语》应是1748年，清四译馆改为会同四译馆之后所编撰的版本。包括三十六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