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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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四夷馆“鞑靼馆”研究明朝为培养外交翻译人员,设立四夷馆,专门负责四夷往来文书的翻译,并在此教习诸蕃语言文字。四夷馆鞑靼馆是教习蒙古语言文字,培养与北元、女真各部交涉事务中的翻译人材。关于四夷馆,西方学者伯希和、威立德;日本学者本田实信;我国学者和希格等均认为是“翻译处”或“翻译局”。“四夷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汉字“馆”的含义为学校,所以‘四夷馆’是明代或清朝翰林院的‘亚洲研究院’”[1]。“四夷馆”是主管翻译事务、兼培养“习译”人材的“译学”机构。四夷馆置译字生,教习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字,是为了培养了解诸

2、夷历史地理、夷情的翻译人材。其目的主要是要储备翻译人材,应急之用。前人有关明四夷馆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2]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具体位置、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3]一文,篇幅不大,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我国学者向达的《记巴黎本王宗载四夷馆考>——瀛涯琐志之二》[4]一文,探讨了王宗载《四夷馆考》(巴黎本)的编撰时间、内容、王

3、宗载的生平等问题。张文德的《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5]一文,在向达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四夷馆考》的资料来源和史料价值。有关鞑靼馆的研究,有石田干之助的《所谓丙种本华夷译语>的鞑靼馆译语>》[6]。山崎忠的《乙种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研究——东洋文库本》[7]和《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的研究资料编——柏林本和东洋文库本的异同》[8]等。已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语言、译语的研究,而对明代四夷馆的教学体制、四夷馆翻译人员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重视还不够。对四夷馆各馆译语的研究情况也不同。

4、有关女真馆译语、回回馆译语的研究近年来有所进步。而关于鞑靼馆的译语、蒙古语教学情况、蒙汉翻译活动等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明代四夷馆鞑靼馆为中心,对其设置年代、蒙古语教学、文书翻译活动、译语的编撰等问题作初步探讨。一、四夷馆及鞑靼馆的设立与演变明代,中原与周边民族、国家间朝贡、贸易往来,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为了培养翻译人材,明朝专门设置了四夷馆。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材而官方设立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鞑靼馆是四夷馆中负责翻译明朝与蒙古的往来文书,兼培养通蒙

5、汉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的机构。四夷馆在永乐五年初设时,分为八馆,后增设两馆,计为十馆。对此《大明会典》记载:“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永乐五年(1407)设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选国子监生习译。…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增设暹罗馆”[9]。这一史料,清楚地记载了设置四夷馆的年代及增设各馆情况。关于设置四夷馆的具体位置问题,《明实录》记载:“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10]。神田喜一郎依据《燕都游览志》“四夷馆在玉河桥之西”的记载和《大明一统志》“翰林院在玉河西岸,四夷馆隶焉”的

6、记载,认为设立四夷馆的场所应邻接翰林院。并指出“长安左门外”和“玉河桥之西”是指同一地点。四夷馆设置之初属翰林院。《明史》职官志记载“遂改隶太常”[11]。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依据《大明会典》“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12]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1494)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四夷馆是事实。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决不可能的问题,应该是《明史》职官志之误”[13]。笔者赞同这一观点。清代继承明朝传统,改“四夷馆”为“四译馆”。《清史稿》记载:“顺治元年(1644),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

7、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乾隆十三年(1748),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一人摄之。”[14]刘迎胜师认为“四夷馆改为四译馆是在顺治元年(1644)”[15]。清朝设馆之初,八馆中并无女真馆和鞑靼馆。裁撤女真馆是因为满族人早已弃用女真字,但不设立鞑靼馆的原因尚不清楚。这也许与清初有不少满人懂蒙古语有关。的人张文德认为“江繁的《四夷馆考》一书将女真馆、鞑靼馆有关内容删除,

8、是与清朝的文字狱有关”[16]。笔者认为江繁的《四夷馆考》一书未记载女真、鞑靼两馆之事,与当时设立八馆时,未设女真、鞑靼二馆有关。二、鞑靼馆蒙古语教学关于鞑靼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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