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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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跃的一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仔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关键词：礼；理；君臣冲突；士大夫；明代1673-9841（2013）01-0140-06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具体于对各种仪程的规定，通过国家权力颁布为成文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甚大。礼当与上古时期的宗教活动渊源甚深，此后，渐被注入了以儒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

3、价值观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zbjy.提供,.家思想为要旨的气息，秦、汉以降，“为国以礼”的礼治思想成为国家文化精英阶层具有较大认同度的一种政治理念。在明代，发生了一些持续、激烈的君臣冲突，以臣下对皇帝的政治批评为核心，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礼”的理由，如历朝士大夫一再批评皇帝荒废朝会、经筵之礼，不亲行郊、庙祭祀之礼，成化时，朝臣反对宪宗违礼改葬英宗嫡后，嘉靖朝“大礼议”，万历朝国本之争等等。审察士大夫群体的谏诤言论，除“礼”之外，“理”亦为凸显的关键词。那么，在明代士大夫的观念中，“礼”与“理”二者关系如何？他们何以一再强调皇

4、帝须依“礼”而为的必要性？士大夫的政治考量及其依据如何？这些理由属于士大夫政治价值观范畴，本文试做分析。一、经筵、朝会、郊祀、庙祀：士大夫对皇帝不守常礼的批评在明代，尤其是仁、宣以后，皇帝多深居大内，不好见外臣，常常传免经筵、朝会之礼，于郊、庙之祭礼，亦遣官代行为常。武宗好出行，却以嬉游为多，世宗与神宗初年尚能亲行诸礼，然中年以后对朝讲、郊庙之事亦趋于懈怠。崇祯帝在位期间，君臣心之所系，多半在战和之事，于礼关注较少，与承平时期不同。总体来看，通明一代皇帝多不能力行朝讲、郊庙之礼，与之相对，士大夫群体一再疏谏皇帝当遵礼而为，此为明初以降几

5、乎历朝有之的君臣冲突内容。“国初经筵无定日，或令文学侍从之臣讲说，亦无定所。正统初，始著为仪。”据《明会典》载，正统以后所行经筵之礼，主要包括日讲仪、午讲仪，在讲读的日期、仪程等方面皆有规定。朝会礼仪，则在洪武一朝已称详备，主要包括朔望仪、常朝仪、午朝仪等。在明代士大夫的语境中.常将经筵、朝会之礼并提，要求皇帝御常朝、勤经筵以通上下之情，其旨归在于导引皇帝重礼亲儒。弘治阁臣刘吉言：“经筵讲学，乃君上修德第一事，自古帝王崇儒敬道，必致重于斯。”孝宗在明代诸帝中是较为亲近儒臣的，然其在位期间，经筵之礼亦多罢不行。弘治十年，给事中叶绅言：“迩

6、来经筵稀御，日讲不举，画工、琴士承恩于便殿，教坊杂剧呈技于左右，此圣学所以少怠也.乞罢斥之，而亲近儒臣。”在士大夫的观念中，经筵之礼虽为日常之事，如若皇帝久不行之，其心渐与儒家之学疏离，则可能陷于异端。正德时，吏部尚书杨一清言：“至于经筵日讲，陛下嗣位之始，时常举行，近岁讲期甫临，辄闻报罢，劝讲之官殆为虚设，且一心之微，攻之者众，不游心于诗书理义，则放情于宴安逸乐，固其所也。”嘉靖二十年（1541），御史杨爵批评世宗沉溺于斋醮，不朝不讲，疏云：“数年以来，朝仪间阙，经筵不御。”万历时，首辅叶向高批评神宗云：“朝、讲，常典也，而久辍矣。”

7、士大夫积极劝导皇帝勤经筵，御朝会，这暗含着他们要求皇帝亲近儒学，任用儒臣，冀望以儒家之礼治国的理路。因此，尚且不当简单地将士大夫此类政治批评归结为唯重形式主义，而不务实政，此中士大夫重礼之政治价值观，深值关注。中国古人特重祭祀之礼，“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儒家推崇祭祀天、地、祖宗之礼，这具有超越于崇拜鬼神之外的现实政治考虑。在帝制框架内，唯皇帝才有资格举行祭祀天、地之礼，又以皇家庙礼将一般官民祭祀祖先之礼的隆重程度推向至极，皇权，乃至整个朝廷统治秩序的合法性，在举行祭礼的过程中获得了推而广之的积极宣示。在洪武时期，暨确定了一套内容相当繁

8、杂的国家祀典规制，此后虽在一些环节有所更易，然由皇帝主持的郊、庙之礼始终是国家官方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郊礼一年一举，庙礼一年行五次，系之以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四时，以及岁暮举行的大袷之礼。历朝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