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达中国问题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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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达中国”问题的一点思考中国文献中的描述并非虚词，古希腊罗马的记载可为佐证。公元二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著作《地理志》中根据另一位地理学家推罗的马林努斯（Marinus）著作的一个片段提到，一位以经商为业的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Titianus）曾记载从幼发拉底河到位于中亚某地的石塔的路程；梅斯本人未到过赛里斯国（Seres），但他派自己手下一批人到过那里。[1]早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在研究上述两段文字时，已将班超对西域的经略和罗马商人的东来联系起来，推测，“在这些（日款于中国边塞）的外国人中，极有可能有梅斯·提提

2、阿奴斯的代理人。他关于著名的丝绸之路的报道为地理学家托勒密所利用。”[2]不过，西方学者未就中国史料作更进一步的考察，其结论未形成为一圆满学说。在近年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我国学者提出，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手下的代理人，即罗马商团到达过中国，此事发生在公元100年。就我所知，国内有两位学者对此进行过专门探讨：一位是林梅村，作《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另一位是杨共乐，作《谁是第一批来华经商的西方人？》（《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和《“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前者首先

3、提出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达过中国的问题并加以论证，后者对前者论中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二人对东、西两方面所记事件的勘比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有两个问题似仍需作进一步的探讨：一是关于蒙奇、兜勒名称的考定。蒙奇、兜勒名称见于汉籍史料，主要有三处：①《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西海，四万余里，皆重译贡献。（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②《后汉书·和殇帝纪》：“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

4、绶。”③《后汉纪·和帝纪》：“永元十二年……，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属。”早年张星烺注意到蒙奇、兜勒名称，将蒙奇比对Macedonia，兜勒比对Tukhara（吐火罗），[3]但兜勒之比对Tukhara不符合文中“远国”的条件。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则认为，兜勒可能是公元前300年塞琉古王朝建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城市Dura-Europos中Dura的译音，[4]但未作进一步论证。林梅村将兜勒比对地中海东岸城市推罗（Tyre），亦颇牵强。杨共乐将蒙奇、兜勒一并还原为希腊文Μακεδόνες（拉丁文Macedones）。其说近是。不过，应该指出，在

5、古希腊语中，Μακεδόνες是Μακεδών的复数，意为‘马其顿人’，[5]并非杨文所认为的‘马其顿地区’。该词的前两个音节汉译为蒙奇，殆无疑义；后两个音节转为兜勒，是将“n”转读为“l”，这种通转不仅古代文献有之，现代语言中亦不乏其例证。[6]汉籍中的蒙奇兜勒指的是马其顿商人的国籍。不过，杨文对“蒙奇、兜勒两国”的解释，颇难令人苟同。杨文说：“‘蒙奇、兜勒二国’中的国，很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相当于汉代的封国，也即‘天子之政行于郡，而不行于国’中的国。它们从属与中央政权，但又有很大的独立性……在罗马，这种地方政权管辖区

6、统称为自治区，它们分布于各地。……因此，‘蒙奇、兜勒二国’实际上就是指‘蒙奇、兜勒境内的两个自治区’，其使用方法和古书上提到的吴楚七国等完全相同。”杨文又以汉籍对安息国境内城市的记载为例说，“《后汉书·西域传》在讲述安息时所提到的‘于罗国’、‘斯宾国’、‘阿蛮国’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但我们注意到，《后汉书·西域传》将安息境内的城市如阿蛮国、斯宾国、于罗国等称为“国”时，是与安息国并称，并没有“安息境内两国”的说法，换言之，如果依照称述安息境内诸城的惯例，那么，就应写出两个自治区的名字，而不是笼统地称“蒙奇、兜勒之内的二国”。而且，马其顿境内是否存在这样的“

7、两个自治区”，史料并无明确记载。很显然，蒙奇兜勒应为一完整的名称，即“马其顿人”的希腊文译音。那么，怎样理解“蒙奇、兜勒二国”的说法？事实上，上述汉文史料本身的细微差异已经向我们透露出其中的奥妙。东汉一代的西域知识主要来自班超父子，《后汉书·西域传》序的末尾说：“班超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可知，《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乃班超父子第一手材料，其准确度和真实性远较其它材料为高。《西域传》叙述班超在西域的经略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时称“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并未言其为“二国”，这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

8、中国古代语言不习惯于外来多音节名称，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