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折衷融合”的书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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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曾植“折衷融合”的书学思想　　帖学大坏，碑学崛起，清代碑学已全面凸显出书法的近代意义，并作为帖学的对立面发展壮大起来。二十世纪初，在整个书坛独尊北碑的时局下，沈曾植的意义在于，他不仅在书学理论的构建方面，以超人的胆识提出了南北书法折衷融合的思想;同时，也在书法实践方面，由碑返帖，碑帖兼容，把篆隶北碑中的雄强、生涩和传统帖学的自然生动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生拙式的行草风格。事实上，沈曾植的这种折衷融合的书学思想与实践，源于十九世纪末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整体文化背景和儒家中庸思想及其诗学思想等方面，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艺术精神的层面来说，他的折

2、衷融合的书学思想，拓展了碑学书家的创作意识，丰富了碑学的精神内涵。我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他的折衷融合的书学思想视作现代书法的先声。　　一　　沈曾植是位学人，晚清着名学者。精于训诂、史学，尤精于西北舆地之学，并沈研律学，在当时推为律家第一。应该说，他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代大儒。他在政治上忧世之深，有过于龚(自珍)、魏(源)。他主张新政，提倡洋务，但又拥戴清皇。从这一点上反映出他的包容与宽容的思想。当1911年清宣统下诏逊位以后，他写下了许多悲愤诗词，如在《寐叟乙卯稿》中的《北楼》有句:风物萧条倚晚楼，离骚谁为解离忧。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3、下的道路上遭受挫折后，他自然地把原先所谓的余事遂之变为专业，潜心于书法理论研究与实践，且卓有成效。　　长久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中庸、和谐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传统文人，《礼记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人们已意识到乾坤阴阳的运动和变化，与矛盾的和谐统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认识到了矛盾的双方只有在相互依存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保持着一种和谐、统一的相对平衡时，才能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表现在艺术中，既要求在美的艺术中把各种对立的因素成分和谐地统一起来，即不能全面地强调一方

4、面而否定另一方面，要讲究对立因素的统一和适度，这样才能使中国美学和艺术经常能够在对立的相互依存中臻于统一，从而体现以和为美的思想。实际上，沈曾植在思想上是比较务实的，兼有儒家学者风范，主张循序渐进地变革，反对狂飙式的革命。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1878年结交广东名宿陈沣，1898年又入张之洞幕府，执掌武昌两湖书院，这两个经历对他一生崇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体现了他的一种开明的儒家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他的宽容的文化心态的具体反映。如张之洞推行洋务运动，善用权术和智慧作折衷新旧之论，而沈曾植对此持鲜明的拥护态度。从这一事实

5、中可以看出，他具有着折衷融合的思想态度，正是在这种中庸理念下才衍生出对碑帖融合的艺术见解。所以他在书法实践上的变法，不像康有为那样一味地否定帖学，崇尚碑学，不鄙帖，而是主张碑帖折衷融合。他认为南北二派没有绝对的对立性，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点，二者可互为印证、互为启迪、互为波澜。他论南派书云:《校官碑》结字用笔，沉郁雄宕，北通《夏承》，南开《天发》。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士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书家本有土断，金文中楚人书体甚奇逸于中原也。尝谓大令改右军简劲为纵逸，亦应江南风气而为之。　　所谓一群白项鸦者，王氏之同化于

6、吴久矣。谢公不喜子敬书，殆亦以此。　　他对北碑书法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禅静寺刹前铭敬使君碑跋》中这样认为: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近小王，此铭则内厌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定武)者，可证《黄庭》(秘阁)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庾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而巅崖峻绝，无路可跻，惟安吴正楷，略能仿佛其波发。仪征而下，莫敢措手。每展此贴，辄为沉思数日。　　这些观点体现了他既不鄙薄南帖也不轻视北刻，并认为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程

7、度的相通处，以东魏之书即吸取了晋人笔意而又下开欧、褚为例，说明南北两派可互为印证，两者是相互联系与互相影响的，道出了他融汇南北书学思想的宗旨。　　沈曾植折衷融合的书学思想，不仅体现于南北会通上，而且还体现于各种书体之间的也要相互融合。他是这样说的:右军笔法点画简严，不若子敬之狼藉，盖心仪古隶章法。由此义而引申之，则欧、虞为楷法之古隶，褚、颜实楷书法之八分。也就是说，行、草、楷法与八分、古隶却无不联系。　　沈曾植的折衷融合书学思想的形成与儒家的仁、礼、乐三者融通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儒家思想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将仁、礼与乐紧密联系起来。仁是内核与

8、灵魂，是儒家人生与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礼是仁的外在，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但外在的行为规范要化为内在的一种自觉性，使仁与礼统一起来，而仁与礼的统一要成于乐，游于艺，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