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义利观的理论演变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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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学派义利观的理论演变及其反思　　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1]义利之辩自古以来就是不同思想流派关注的重要问题，作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尚义与好利何者优先，体现了思想家们对于人性的不同基本判断和对待人生的基本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于社会现实但同样又反作用于社会现实，作为一种强大的观念力量，是不应当被社会不假思索地接受的，它究竟是真理还是仅仅是一种意见，在不同的时代境遇中，我们都应当回到这些基本的问题上去重新反思并给出我们现代人的答案。本文基于分析儒家学派的义利观的理论演变，这种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对

2、我国商业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影响，力图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客观的认识和对待义与利的关系。　　一、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及其演变　　　　所谓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义利观，主要是指在我国先秦时期儒家学派所倡导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典型的特征是将儒家学派倡导的道德理想，作为一种超越于世俗生活中其他价值的人生追求，将德性与好利进行明确区分，并以此作为在道德上区分人品级的标准，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与利.[2]孔子言君子，就《论语》所记观之，则有纯指地位者，有纯指品性者，有兼指地位与品性者。[3]　　君子这一称谓，便成为了世人

3、所应趋赴的道德原型。所谓义是一种内涵极广的道德范畴，有公正和正义的含义，追求道义上的自我完善是世人所应趋赴的目标。无论是君主还是世人，道德上的善是超乎一切其他目的的终极追求，甚至高于生命的价值，正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也。[4]　　义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确其本身就值得追求，并且有助于国家通过礼仪教化的方式来规约社会，实现人的精神品质的提高。行仁义不仅仅是社会所应该崇尚的道德标准，也是儒家学说劝诫君主应当遵循的治国理念，当梁惠王征询孟子利国之道时，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

4、有仁义而已矣。[5]　　先秦儒学的德治理念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我国自古至今的政治实践。在先秦儒家学说中，义与利的矛盾并不是义与利两者之间的绝对排斥，而是把何者放在第一位，何者为指导的问题。[6]　　但是，儒家传统义利观所赋予义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价值的优越性，却在某种程度上令这种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容易被过分解释而产生误解，进而演化成一种封闭排外的价值体系，而使两个原本可以相互协调甚至相互促进的价值观处于观念上的敌对状态，产生了道德理想与世俗生活的巨大鸿沟，以致于义与利何者优先的竞争在后世的儒学中走向了敌对与

5、排斥。程朱认为存天理，灭人欲是圣人之学的精髓和最高要旨。程颢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7]天理就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社会伦理道德，凡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思想、意识、心理、行为，都是人欲。[8]　　在理学之中，天理与人欲是一对相互排斥和对立的概念，义利之辩发展到此时，其对立达致了巅峰，好利被视为人欲的一种，是需要被完全泯灭的。这种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形成社会舆论上的道德专断，禁锢了商业的发展。　　二、重农抑商的治国之道　　　　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理论依据都是出于富国强兵的实用目的，主要由当

6、时的法家学派所倡导，而真正在道义上为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提供辩护的则是儒家学派。儒家学派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理论上从社会道德准则发展成了天理与人欲的对抗，过分地将好利视为卑劣的行径，在道义上形成了对以牟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以及商人的负面价值评判，为古代国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提供了道德上的理论支持，其理论联系并非是明显的，但是其导致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不可否认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对于维护古代君主专制是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的。首先，农业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有其绝对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

7、下的古代社会，农业的兴盛是实现国家强大和稳定的前提条件，是富国强兵之根本。其次，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生活所塑造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有利于维护专制王权的统治。传统的小农生产不但能将民众束缚在土地上，约束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而且务农可以使大部分民众保持着长期的贫穷。这样一来生活方式的不自由和贫穷，成为了专制王权维持社会稳定的法宝和削弱民众力量的统治手段，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大行其道，成为消除潜在权力竞争的的基本策略。而集中发展商业，则有可能遵循着相反的进路，容易产生威胁专制王权的新兴社会力量。荀子曰：身劳而心

8、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事乱而君通，不如事穷而君顺焉。[9]的思想就隐晦地表达了儒家传统义利观与重农抑商的治国之道两者之间的联系。　　除了这些现实的政治因素或社会生活的实际对重农政策的要求外，由于当时历史发展的局限缺乏一套较为完备的民间贸易制度。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在缺乏制度约束的市场交易中，常常以欺诈等不正当手段获利，在社会中容易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产生民众对商人的不信任。所以在民间社会，商人常常被形容为一种贪婪、唯利是图、狡诈的小人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