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翻译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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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翻译历史观刘云虹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同吋，也引发了种种焦虑、争议甚至质疑。由于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围绕翻译什么、如何翻译以及如何才算“走出去”等问题与困惑，翻译界和文化界对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或多或少表现出某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倾向，因而也存在某些绝对或片面的观念。对此，本文提出应立足于翻译的历史价值观，从翻译的木质属性和根木目标出发，充分关注文学译介的阶段性和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进而以历史的、发展的、开放的0光,切实从平等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考察翻译活动，推进屮国文学对外译介

2、。关键词：中国文学译介;功利主义;历史观;翻译;中国文化;以往，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研宄层面，翻译界主要把A光投向“外译屮”，对翻译的探讨也往往基于对我国翻译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的考察与反思，相比之下，对“中译外”的关注、实践和思考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被视为最好的文化传播与推广方式之一的文学对外译介受到各方的热切期待与普遍关注。翻译路径、形式和0标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发生的根本变化促使译学界对于涉及屮国文学译介和传播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探讨与思考，而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出海”不畅的事实更引发了文化界、文学界、译

3、学界和媒体对翻译方法、译介模式和翻译接受等翻译根木性问题的种种疑问、质疑甚至争议。鉴于此，如何从翻译活动的木质出发，从平等文化交流这一根本目标出发，积极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这需要译学界在翻译历史观的关照下，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对当前文学对外译介屮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困惑加以理性的探讨。一、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问题与我们知道，在大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进程中，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关心文化建设的各界人士，对屮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都寄予很高的期望，也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就政府层面而言，我国政府对文学的对外译介一直积极推进并大力扶持，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通过“熊猫丛书”

4、、“大中华文库”等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向世界系统推介中华文化经典，近些年来更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程”等诸多文学对外译介扶持项目，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支持力度也不可谓不大。然而，尽管随着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阎连科获卡夫卡文学奖以及麦家的《解密》、姜戎的《狼图腾》等作品在海外热销，中国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有了一定提高，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处境堪忧却依然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中国文学“走出去”不仅受到了翻译界、文化界乃至整个学界的共同关注，也引发

5、了各界的普遍焦虑。作为文学和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翻译在种种关注与焦虑之下面临诸多的问题与困惑。第一，究竟应该翻译什么？无论就“译入”翻译还是“译出”翻译而言，相对于“如何翻译”，更为首要的问题是“翻译什么”。“择当译之本”不仅关系到翻译成果在异域文化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更决定着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内涵与实质。也就是说，代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宄竞应该是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文学？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各国在文学译介与传播的进程中都首先将本民族最优秀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介绍出去，我国在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首先依托的也是“大中华文库”这样向世界系

6、统推介中国文化典籍的重大出版工程。但目前各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却颇有争议，既有文化工作者从新媒体时代“如何定义‘什么值得翻译’”的角度提出质疑：“传统对外译介的扶持0标，常常集中于成套的经典、长篇小说、大部头的作品，仿佛把中国文化变成世界级经典‘送出去、供起来’就是文化译介的最佳出路”（蒋好书，2014），也有汉学家以瑞典通俗作家史迪格•拉森的“千禧三部曲”成功走出去为例，对严肃文学在文学译介中的地位发出责问：“严肃文学是否为一个国家唯一应该向外传播的类型？是不是只有某一种类型的小说能够走出去？”（葛浩文，2014）到底是被认为面向“小众”、似有曲高和寡之嫌的严肃文学、

7、经典文学，还是更“好看”因而受众面更广的通俗文学更应该“走出去”，这俨然成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一个两难的选择。第二，宄竞应该如何翻译？自从莫言的获奖与葛浩文的翻译在学界引发广泛的关注以来，翻译方法成为当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各方热议和争论的焦点话题。部分学者和媒体推崇删节、改译其至“整体编译”的翻译方法，将这种“不忠实”的翻译方法视为译介屮国文学唯一可行的翻译策略，明确提出“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写本”，进而据此对以忠实性为原则的翻译观念提出质疑,甚至将之视为“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樊丽萍,2013）。但同时，文学界和评论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