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钦顺王廷相等对理学和心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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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钦顺王廷相等对理学和心学的批评罗钦顺开批评王学之端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今属江西）人。他不但批判禅学，且立足于程朱理学而对其有所改造。他继承了张载的“气”一元论，是明代持气本论观点的第一位学者，也是明代对陆王心学进行批评的第一人。他的著作有《困知记》六卷传世。　　他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思想，以“气”为本，提出“理”　　为“气之理”的观点。他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①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气”，就是这“一气”的运动变化，形成了“四时之温凉寒暑”，形成了“万物之生长收藏”，形成了“斯民之日用彝伦”乃至“卒不

2、可乱”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规律，这就是“理”。他主张“理”依附于“气”而立、而行，一反程朱理学的“理”为本和“理先气后”之说。批评其将理、气分为二物，把“理”作为独立的虚构的精神以主宰物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批评了陆九渊、杨简等人的“宇宙便是吾心”和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心学观点。他指出，天地宇宙的变化是“万古自如”的，有它自己固有的规律，并没有主宰它的力量，更不能用人的主观精神“人心”去决定；而“人心”的变化则不同，是与生命同在和同灭的，它不可能与宇宙同日而语。物质世界是离开“人心”而独立存在的，人的精神活动不能违反宇宙天地的自然规律。对于

3、张载的气本论中“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的错误观点，罗钦顺也指出：“气聚而生，形而为者，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理，安得所谓死而不亡者耶！”罗钦顺的这一唯物主义理气观，导致他对陆九渊的“心即理”说、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的禅学本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把“理一”（太极）视为最高的精神本原，万物则“分殊”，强调的是“理”，“理”才是“分殊”的万物的根本，二者是体、用的关系。罗钦顺则以气本论对此进行了改造，并吸取了其中所包含的某些辩证因素。他从“理即气之理”出发，还进而明确指出，所谓“理一分殊”就是总体和部分、一般

4、和个别的关系，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他以人为例，指出人的出生从“受气之初”来说，其理是一致的，但是成形以后，显示出各各不同，所以“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①，在事物的特殊性、个性中，体现了其一般性、共性，而事物的一般性、共性就存在于事物的特殊性、个性之中。这是对于事物的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辩证认识。罗钦顺虽然把“理一分殊”说改置在物质“气”的基础上，进行了辩证的解释，但仍未能彻底摆脱理学窠臼，除了沿用“理一分殊”的概念外，对“理”的解释，有时使用与程朱相似的语言，有时又承认世界万物之理存在于人心中，表现出神秘色彩。①《困知记》卷上。　　①

5、《困知记》卷上。　　　　罗钦顺基于朱学的“格物致知”说，而又有所发展，坚持以“物”为认识的唯一对象。他说：“格物之格，正是通彻无间之意。盖工夫至到则通彻无间，物即我、我即物，浑然一致，虽合字亦不必用矣。”①他提倡对客观万事万物的“格”求，从而达到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相符合。由此出发，他对王学进行批评。他针对王阳明的“格物”即“正心”、“格心”和“物者意之用”的观点，指出“格物”是格宇宙万物，人心只是万物中的一物，所以不能把格物等同于格心。王阳明从“良知”说出发，把“格物”解释为“正心”，提出“格物”的“物”就是“事”，“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6、而所谓“格”就是“正”，“正其不正”以“归正”、“去恶”，故所谓“归于正”就是“为善”。王阳明提倡的是向内反省，“正心”即达到“格物”。也就是他说的“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罗钦顺指责王阳明歪曲了儒家经典《大学》中所示的“致知在格物”6和“物格而后知致”的道理，颠倒了“格物”和“知致”的顺序。罗钦顺虽然力图用气本论来阐明事物，但谈到心性，基本上沿袭朱熹的“道心”（性）、“人心”（情）二者不可分离，而把基点归结为“道心”，从而陷入了与理气观的自相矛盾之中。罗钦顺的气本论，对于日本哲学界有所影响。日本德川时代初期的思想家贝原益轩（16

7、30—1714）受其《困知记》的影响，由崇信程朱理学转而称赞罗钦顺，并传播他“理只是气之理”、“理须就气上认取”等观点。　　王廷相的“元气”论和“知行兼举”说的理论贡献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又号平厓，河南仪封人。他的学术思想对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持批评态度，且富有独创精神。他是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和“理根于气”、“理在气中”的气本论，对理学的理本论的深刻批评，以及他的“知行兼举”强调“笃行”的认识论和无神论思想，对此后的进步思想家和学者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全部著述，后人集为《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

8、。王廷相以其“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