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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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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王世贞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与反思作为“后七子”的领袖和七子派的集大成者,王世贞精通文学、史学和经学,思想灵活开放,不为传统和权威所。在明中后期学术思想逐步解放的背景下,对宋儒、宋明理学及理学家文艺观念进行了广泛而直率的批评,对明代儒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反思。爬梳和整理这些散见于浩繁卷帙中的批评言论,总结和探索其儒学思想的特点及成因,不仅有助于丰富学界对文学巨匠王世贞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七子派的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一、王世贞对理学家文艺观念的批评维护诗文的本体特征,是前后七子
2、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目标。嘉、万年间,“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现象仍然存在,唐宋派理学习气更是甚嚣尘上。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重张复古大旗,试图遏制文学创作中过分谈道论理以致文辞为道理所束而塞不畅的现象。《书曾子固文后》一文曾言:子固有识有学,尤近道理,其辞亦多宏阔遒美,而不免为道理所束。间有塞而不畅者,牵缠而不了者。耍之,为朱氏之滥觞也,朱氏以其近道理而许之。近代王慎中辈,其材力本胜子固,乃掇拾其所短而舍其长,其塞牵缠,迨又甚者。(卷三)王世贞在此指出了曾巩诗文“为道理所束”的弊病以及与朱熹在文
3、风方面的联系,并严厉批评了王慎中等唐宋派文人在学习曾巩时“掇拾其所短而舍其长”的做法。对唐宋派的理学习气以及以、曾巩为榜样的问题在此不妨多说儿句。据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记载,王慎中曾“与龙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囊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至是始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巩)、王(安石)、欧氏(欧阳修)文尤可喜……但有应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间。”而唐宋派另一重耍人物唐顺之更是如此。他曾自述其诗是“率意信I丨,不调不格,大率似以寒山、《击壤》为宗”,而文则“
4、大率所谓宋头巾气习”(卷六《答皇甫百泉郎中》)o在给王慎中的信中又说:“近来有一僻见,以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丰(曾巩),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者。”(卷七《与王遵岩参政》)诗文以“为道理所束”的曾巩和散布“情之溺人也甚于水”的道学家邵雍为取法目标,堕于“理窟”之中就在所难免。很明显,王慎中、唐顺之的诗文创作及主张道学意味颇浓,这既与他们所学习的对象有关,也与他们接受道学思想(主要是阳明心学)的熏染有关。王、唐二人对阳明心学多有发挥,王还曾被列入《明儒学案》中的“南中王门”学案。对于此点,王
5、世贞就曾敏锐地指出:“理学之逃,阳明造基,晋江(王)、毗陵(唐)藻税。”(卷一四八)明乎此,方知前后七子越宋桃唐崇汉的做法实与汉宋之学的取舍有关,而后七子的崛起以唐宋派为靶标,乃因不满其理学习气而來。因此,王世贞对宋明理学家在诗文创作过程中过分谈性说理的风气多有批评,而对理学家邵尧夫(邵雍)和庄孔阳(庄施)的不良诗风指斥尤多,可以说到了痛加针眨的地步。若邵尧夫,非不有会心处,而沓拖蹿跋,种种可厌。譬之剥荔枝、荐江瑶以佐葡萄之酒,而馁鱼败肉、枭羹蛙炙,杂然而前进,将掩鼻抉喉呕啰之不暇,而暇辨其味乎?然
6、公甫乃极推重庄孔阳,又尧夫下也。(《书陈白沙集后》)(卷四)邵雍是“北宋五先生”之一,他的一些诗咏完全成为道学家的语录,毫无生气可言。理学家和唐宋派等人却奉其《击壤集》为至尊,而在王世页看来,只不过是令人扫兴的“馁鱼败肉”而已。至于被陈献章推重的庄孔阳的诗歌,土世贞只一句“又尧夫下也”便流露出自己的憎恶之情。的确,颠来倒去就那么几句“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之类的话头,既乏情致,又缺文采,却还故作轻松之态,读之令人味同嚼蜡。在这点上,就连一向力诋七子派的钱谦益也同王世贞达成了共识:庄昶“多用道学语入
7、诗,如所谓'太极圈儿,先生帽子','一壶陶靖节,两首邵尧夫'者,流传艺苑,用为口实。”针对有人认为庄昶诗高于唐人的妄评,钱谦益甚至发出了“此等谬种,流入后生八识田中,真所谓下劣诗魔,能断诗家多生慧命,良可惧也!”的感叹。当然,王世页并不因诗文中有谈道说理的成分就一概予以按弄。在《书三苏文后》中,他写道:“子由稍近理,故文采不能如父兄。晩益近理,故益不如,然而不失为佳”(卷四)。在《艺苑卮言》中,他曾针对“讲学者动以词藻为雕搜之技,工文者则举拙语为谈笑之资,若柄凿不相入”(卷一四九)的情况,列举了理学
8、家薛文清、庄孔励、陈白沙、王阳明等人的诗句,以为“何尝不极其致。”王世贞看重的是理论与史实、词采与内容相统一的文章。在《念初堂集序》中,他曾提出了“舍事而谈理则空,舍理而荚事则俗”(卷四二)的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他对理学家陈献章的部分诗文还曾给予了肯定和推崇:陈公甫先生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乎法与体与题之外者。予少年学为古文辞,殊不能相契,晚节始自会心。偶然读之,或倦而跃然以醒,不饮而陶然以甘,不口知其所以然也。(卷四)陈献章为明代程朱理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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