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意象思维及其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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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民族意象思维及其流失摘要：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汉民族属于意向性思维，汉民族的意向性思维表现在汉字、汉语及其他许多领域。本文主要分析汉民族各方面的意象思维，并探究其流失现象。关键词：汉民族意象思维流失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而语言文字是按照民族的思维方式创造的，适应并加强民族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因此，思维方式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十分重要。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很大，西方属于分析性思维，重理性、重逻辑，强调天人相分。而中国属于意象性思维，重感性，重理据，强调天人合一。反映在语言文字中，就表现为西方民族创造了表音文字，而中国创造

2、了表意文字。中国的“言意之辩”早在先秦就存在，《周易·系辞上传》写道：“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对于这种“言不尽意”的现象，古人采用“立象以尽意”，引入“象”的概念，用“象”来沟通言意关系，再用“言”来说明“象”之“意”，以弥补“书不尽言”的缺失。从此，“意”与“象”就此发生了联系，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意象思维形式也即产生。意象思维体现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如汉字、汉语、诗歌、艺术、建筑等方面。一、汉字中的意象思维许慎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

3、象于天，俯则观德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1]古人造字时抬头观天象，俯身察地象，再观看鸟兽的形象，天地万物无所不包，既取法于外物，又取法于自身，都是人亲自在场观照下的自然，这些都是观“象”的结果，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许慎归纳汉字造字法则为“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指事、会意之字属以象示意，很容易理解。至于“象形”也属于“象意”，是因为汉字象形系统更倾向于写意，主要是大致画出对象的轮廓、骨架，追求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如山、石、田、牛、羊、云的甲骨文如图，都是写意。六书中的

4、假借，它利用已有的文字去记录新的语言单位，使本字与假借字之间形成一种语音联想关系。形声字——“褪了颜色的会意字”[2]（p213），从共时的角度看，形声字的一半为意符，一半为音符。意符表音，音符表意。从历时的角度看，形声字的音符也是表意的，正如“右文说”所揭示的：形声字的音符也是意符。如：“钱”“浅”“残”“贱”，音符“戋”都有“小”的意义。因此，形声字由两个表意的成分构成。所以说，形声字是“褪了颜色的会意字”。另外，形声字的再理据化也体现意象思维，即对一个具有音符化倾向（去理据化）的汉字单位所作出的理据化、意象化的标注，即在一个音符旁边增加了表意象的意符。如上所举的“钱”“

5、浅”“残”“贱”，在音符“戋”旁边分别增加了不同意的意符，才表示不同的意义。“音符+意符”组成的形声字，体现了用意象的方式（意符）去阐释、界定、标注有声的语言（音符）。[3]（p23）二、汉语中的意象思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因此，汉民族的意象思维方式在汉语里也有体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汉字意象思维的编码原则转移到汉语中，就是汉字的“象”和汉语的“言”构成一种二级符号关系，即文字与语言的意指关系（言文关系）上具有二级性——汉字与所记录的语言单位之间不是简单的语音标记关系，而是意符与语符的二级符号关系。如图[4]（p217）：2.汉语是孤立语，缺少形态变化，但汉语的二级符

6、号性和由此形成的整体性、意指关系的非约定成分，使汉语语言符号的表现性比一般屈折语强。依据符号学法则，符号的表现性越强，其编码性就越弱。汉语符号系统正是这样，其语言符号表现性强，其语法法则相对简化，仅凭词序和虚词就大体解决了，而词形几乎不变；另外，语言符号性还体现在语言符号在语法上的多功能性。汉语的实词，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大多可以相互转换，词类和句法成分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同一词类可充当多种句法成分，同一句法成分又可由几类词充当。而印欧语中的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对比如图所示。这都体现了汉语以简驭繁的特点，也是汉语整体性、意象性的体现。（英语词的功能）（

7、汉语词的功能）3.外来语的引入，也能体现意象思维。外来词一般包括音译（如：sofa—沙发）、音意兼译（一半音译，一半意译。如：romanticism—浪漫主义）、音译加意译（整个词音译之后，外加一个表示义类的汉语语素。如：car—卡车）、字母外来词（直接用外文字母简称或与汉字组合而成的词，如：wto、x光）、仿译词（既照顾到读音又照顾到意义，如：cocacola—可口可乐、humor—幽默），这五种形式的外来词，除了音译词和部分字母词外，其他都有意义成分的介入，都带有汉语自身的特点——表意性。因此，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