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契约对产学研合作效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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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融资契约对产学研合作效率影响.1.1国际产学研合作背景随着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由资本竞争向技术竞争转变，世界各主要国家都不断加大创新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在美国，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约为2.8%。全球这一比例最高的经济体是以色列，达到4.4%，接下来分别是芬兰的3.9%，韩国的3.7%，瑞典的3.4%和日本的3.3%。由于研发项目具有明显的市场性特征，而企业与市场需求直接链接，通过企业规划研发活动，可以获取更高的市场回报[3-5]，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一直是研发的主体。产学研合作也以企业为主导，尤其是应用型研发活动。而且，美国政府科技政策的引导

2、和倾斜，使得美国大学的科研活动也面向产业领域发展。很多大型企业认为科技园区可作为自己的创新源进而大力投资建设，政府则通过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和一些导向性的投资来增强科技园区的生存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科学园的形成与发展，加强了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使“科技创新”走向规模化和低成本化。一方面，科学园扶持大学创办各种高技术开发公司，加快大学科研成果向产品转化；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对那些具备应用前景并能在较短时间内开发出高技术产品的科研项目进行强化研究，而这类研究通常有大学的科研人员参加。这种产学研合作模式，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美国的硅谷科技园、金三角科

3、技园以及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新技术开发区，都是依托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利用大学比较丰富的科技资源与人才优势创建高新区。在企业尚不能成为研发主体的背景下，中国的产学研合作是在政府主导推动下相对被动地，主要在国企和少数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中进行的。1992年4月，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就共同组织实施了“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从“九五”至今，973项目、863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以及国家火炬项目、星火项目中都有一定比例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并且产学研项目比例持续提高。“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产学研合作项目比例分别为18.6%、31.6%、43.

4、5%。同时，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内已有86个以产学研合作为主要功能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区。2011年以来，各省市地方政府出资金、出政策支持高校联合相关力量申报省级、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以促进产学研用创新平台发展。2012-2013年，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认定了一批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1.1.2产学研合作研发存在的问题从前面两小节的分析可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产学研合作都已成为国家和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对产学研合作提出了协同创新的新要求。但是，由于研发活动投入产出、沉没成本不确定性程度高，

5、成功率低，研发产出溢出等原因，作为研发主体的企业可能不愿意进行研发。同时，在合作研发中谋求单边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技术资源的转移难以保证，严重影响协同创新效率（Atallah,2006；孙彩虹等，2010）[11,12]，表现为：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产学研合作紧密度不够等等。比较典型的产学研合作方式是，企业提供资金、机器设备、市场营销资源，研究机构投入人力、技术等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虽然，双方的资源较强的互补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道德风险（(Holmstrom,1982；LegrosandMatthean,2000)[19]。有鉴于此，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工具

6、来鼓励和促进合作研发，如政府补贴合作项目或者政府直接投资合作项目。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补贴合作研发项目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政策（M.Pilar,2009；Isabelle,2004）[20,21]，如Esprit，Biotech等项目；在中国，如陕西省的13115科技创新工程。政府的补贴政策既有助于缓解产学研合作项目的资金压力，也有助于缓解合作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TakaloTanayama,2010）[22]，从而有利于促进产学研合作关系的形成及合作效率的提高。从1.1.2节我国产学研合作背景可知，在政府的资助下，我国以产学研合作为主要功能的科技园在创新方面取得了不

7、错的成绩，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也得到了大力发展。但是，我国的产学研合作创新还不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媲美。首先，研发受政策导向严重，这些年光伏和风机的大跃进就是典型的案例：政策的支持，产能规模上去了，但大量核心技术依然是人家的，使得光伏企业患上了严重的依赖症—既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扶持，又过度依赖国外市场。产能过剩使整个行业步入寒冬，致万亿资金存在坏账风险。第二，很多协同创新平台在搭建初期就与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资金主要是政府财政资金资助，导致这些平台市场化程度低，对政府扶持的依赖程度非常高。第三，在我国政府主导的转型经济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