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会计差异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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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收会计差异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摘要:以2008－2013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运用logit回归研究了总的税会差异(BTD)、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与不同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EM)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负的总税会差异(BTD－)与负的操纵性税会差异(ABTD－)的扩大，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EM)也随之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伴随企业所得税会计准则的执行，中国税收－会计差异逐渐呈分离之势。且从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角度而言，税收－会计差异是识别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一个更为可靠的指标。本文研究为税务部门更加有效地甄别与管理企业规避税收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支持。关键词

2、:所得税会计准则;税收－会计差异;盈余管理1引言长期以来，税收与会计两大系统之间关系密切，由于会计准则和税法在目标、对象与经济关系等方面相互矛盾，导致了两者天然的差异。近几年，中国新企业会计准则持续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且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致使税会差异逐渐呈扩大之势(刘行、叶康涛，2012)［1］，这种税会分离的模式将会带给企业大量粉饰报表的契机，即同时达到多报利润，少报甚至使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额度不变的目标(De-sai，2005;龙月娥、叶康涛，2013;Frank等，2009)［2－4］。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研究表明，税收－会计差异与公司的盈余管理、税

3、务筹划行为有很强的联系。这些文献的基本思想均为，由于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间的先天不一致性，将会导致税务筹划行为，即公司管理层当局会利用该种特性来减少公司的应纳税额。如果操纵了部分应纳税所得额，且不会影响公司的会计利润，那么税收－会计差异的变化额就成为了避税行为的最好证据(Shevlin，2001;Desai＆Dharmapala，2006;Plesko，2004)［5－7］。Wilson(2009)［8］与Frank等(2009)［4］的研究均发现，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税收－会计差异与确定了避税行为的公司呈正相关关系。事实上，美国学者研究发现(Manzon＆Ples-ko，2002;

4、Mills等，2003)［9，10］，自90年代开始，美国总的税收－会计差异就有扩大之势，然该种扩大之势并不能简单归结于制度的变迁;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试图选取不同角度的指标，以此来发掘、检验税收－会计差异与盈余行为之间的关系，诸如Atwood等(2010)［11］、Guenther(2011)［12］、Blaylock等(2012)［13］以及其他的研究者，遵循Hanlon(2005)［14］提出的研究方法，进一步验证暂时性差异与会计利润持续性之间的关系。Weber(2010)［15］、Chi等(2014)［16］以及其他的学者，依照Lev和Nissim(2004)［17］提出的研究

5、方法，探索计税基础和未来盈余变动情况下的市场反应。这两方面的研究已成为税收－会计差异与盈余管理关系最主要的两个研究方向。此外，一系列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也从各方面佐证了中国上市公司同样存在着相似的问题。随着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改变了原有准则制定的理论基础，由“收入费用观”转为“资产负债观”。这样的转变，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报表在国际层面的会计信息等效性，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也拥有了更多较为灵活的会计政策选择空间，比如新准则就允许会计从业人员可就某个会计周期内收入、费用的确定，因自我职业判断不同而有所差别。然而，当企业的管理层有较强的动机来粉

6、饰企业的财务报表，通过利润操纵扭曲公司实际经营状况时，他们就可利用会计准则与税法前述的特性来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就产生了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即非正常的税会差异(ABTD)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加大了进行具有投机倾向行为的可能性。比如，Haw等(2005)［18］和Chen与Yuan(2004)［19］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验证，发现企业管理层往往通过向上盈余管理的手段以获得股票增发的权利。有一些研究将上述现象产生的缘由，归结于中国的资本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与控制，特别是中国证监会(CSＲC)没有尽到其应有的监督与审查的责任，以及缺少独立审计和相关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法规(Lin＆Ch

7、an，2000)［20］;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外部审计的问题，从而研究税收－会计差异中所蕴含的会计信息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钱春杰、周中胜，2007;谭青、鲍树琛，2015)［21，22］。目前，中国有一部分学者基于税收－会计差异视角，主要对税收政策选择行为等内容进行研究。比如，刘行和叶康涛(2013)［23］研究了企业避税活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的避税程度与非效率投资额显著正相关，并且这种正相关关系主要表现为由避税引发了过度投资。谢香兵(2015)［24］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