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诗歌的三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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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诗坛宋初诗歌的三大流派宋初诗歌的三大流派“白体”：宋初，诗人效仿白居易诗体曾经成为一种风气。代表人物有徐铉和王禹儡o正如《蔡宽夫诗话》说，宋初“士大夫皆宗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徐铉（916—991）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他本是南唐末年的重臣，那时南唐受着宋王朝的压迫，他的处境也很艰难；后随李后主降宋，虽然做到散骑常侍，但言行不能不十分谨慎，心情也始终是压抑的。他在痛苦中挣扎，只好求宁静于山水，求解脱于佛道，或在繁忙的交游宴饮中排遣愁闷，总算维持着心理的平静。有《骑省集》。徐铉的诗大多有一种落寞中略带怅惘的情愫，他把这种情愫写得很淡，语言也是清淡自然的,少有生涩的地方，如《登甘露寺北望》：京口潮来曲岸平，海门风起浪花生。人行沙上见日影，舟过江中闻橹声。芳草远迷扬子渡，宿烟深映广陵城。游人相思应如橘，相望须含两地情。这诗可以推断是写于南唐覆灭后。末二句用“橘迁于淮北则为枳”的典故，表现对江南故国的依恋。但全诗大半部分只是在写一片萧索迷蒙的景色，看不出很强烈的情绪；末二句也是借“游人相思”着笔，不正面写自己。在宋初学白居易诗风的诗人群中，最重要而且不为白体所缚、能写出自己特色的是王禹偶。王禹储（954—1001）字元之，巨野（今属山东）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当过翰林学士，三任知制诰，又三次受黜外放，晚年曾任黄州地方官，故又称“王黄州”。他为人刚直，怀有正直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来自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观，敢于直言。他自称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谪居感事》）。有《小畜集》。出于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良知，王禹偶写下了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如他在京任谏官时所作《对雪》，从寒冬大雪无公务、一家团聚饮酒落笔，写到自己因此而想起“输挽供边鄙”的“河朔民”和“荷戈御胡骑”的“边塞兵”，在此酷寒天气中会是如何艰辛，最后归结到自责：自己身为谏官，却并未充分尽责，实是''深为苍生寇”。王禹佣还有贬官商州时所写的《感流亡》，描述一户因旱荒而从长安流亡到商州的贫苦人家的艰难情形，最后同样归结到自己仕宦十年，无所作为，只是“峨冠蠹黔首”，所以不应该因被放逐而悲叹。这种构架在白居易晚期诗歌中早已出现过。但比起杜甫以及白居易早期的同类诗歌，我们会感觉到这些诗的感动力要差得多。这是因为：第一，诗人对自己表示同情的对象的心情并未有像杜甫、白居易的一些优秀作品中那样具有深入的理解，他们在诗中的形象显得干枯；第二，诗歌的后半部分归结到自身时，在自谴中显示出很强的自我表白意味，实际上这成了诗歌的重心；第三，这些诗在艺术上往往有些粗糙，表达“意义”的欲望比抒发情感的要求显得更加强烈。所以说，这一类诗固然有其可贵之处，但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而上述特点，在后来的宋诗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真正能反映王禹偶诗歌艺术造诣的，还是那些描绘山水景物、抒发内在情怀的作品，如《村行》：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葬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又如《寒食》：今年寒食在商山，山里风光亦可怜。稚子就花拈蛾蝶，人家依树系秋千。郊原晓绿初经雨，巷陌春阴乍禁烟。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这二首诗作于商州，王禹偶当时一方面为政治上的挫折而感到悲哀，一方面也常以老庄哲学来宽慰自己，在大自然中忘怀个人命运的不幸，如他在《听泉》诗中云：“平生诗句是山水,谪宦方知是胜游前

1一首中“数峰无语立斜阳”一句，以拟人手法写自然景物，使之带有生动的趣味，这种写法在唐代还不多，在以后的宋人诗词中渐渐多起来，所以值得注意。二首诗的结句，虽着眼点不同，但都是试图把苦闷加以淡化，也已表现出宋诗的理智倾向。这二首诗的写法很有白居易诗的特点，语言浅切，叙述从容连贯，层次清楚，没有突兀惊人的意象，也没有跳荡的表现，色彩鲜明但并不浓腻。诗中的对句，虽工整却颇为自然，让人感到亲切而不吃力。另一方面，王禹偶也吸收杜甫诗的某些特点。据说，他儿子说他的诗与杜诗相似，他便喜不自胜，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聊以自贺》），他还说过“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对杜甫备加推崇。因此，在王禹僧诗中常可以看到杜诗的痕迹。如《新秋即事》三首之一：露莎烟竹冷凄凄，秋吹无端入客衣。鉴里鬓毛衰飒尽，日边京国信音稀。风蝉历历和枝响，雨燕差差掠地飞。系滞不如商岭叶，解随流水向东归。杜甫《秋兴》之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诗写羁旅中的孤独凄凉之感和对京城的思念，透露着在政治上不甘沉落的心情。不但内涵与杜甫的诗近似，那种严谨的、开合变化的结构，起伏顿挫的格律、工整的对仗、情与景的相互衬托，都与杜诗相近。只是它不像典型的杜诗那样沉郁有力，气象壮阔。而比起率意浅切、舒缓流畅的白体诗来，它显得结构紧密多变化，语言上经过更多的锤炼。如果深究到人格方面，那么可以说：王禹偶虽羡慕白居易的放达，却学不到白居易后期那种闲适自在，内心总有拂不去的苦恼；虽敬仰杜甫的为人，却也学不到杜甫的执着与激情，故其诗风亦依违于两人之间。晚唐体：宋初另有相当多的诗人，偏重以苦吟的写作方法在狭小的格局中描绘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达或是失意怅惘、或是闲适旷达的士大夫情趣，这主要是继承了唐代贾岛、姚合一派的风格，其中最重要的是林逋、魏野、寇准、潘阑、与所谓“九僧”（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其中除了寇准是高官外，大多是隐逸山林的处土和僧人。他们的生活原本很冷落，又需要显示“不事王侯”的清高，所以写这种诗也就颇为自得。贾岛一派诗歌的特长，在于对所描绘对象的细致体察和新颖巧妙的语言表现，北宋初这•派诗人也在这一点上煞费苦心。如魏野的《冬日书事》中“松色浓经雪，溪声涩带冰”，不但对仗精整，“浓”、“涩”两处“诗眼”的表现力也确实很强。在这一批诗人中，林逋（968—1028）最为著名，而《梅花》（一作《山园小梅》）则是他的代表作：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如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其中“疏影”、“喑香”一联，素来被誉为“警绝”。首先，作者从水中的倒影写梅，从虚处着笔，这就多一重意味，便于渲染静寂的气氛。疏淡的梅枝横出斜逸于水上，香气在空中若有若无地浮动，富有画面之美，并给人以身临其境似的飘渺之感。而“水清浅”与梅枝的配合，更显出苏轼《书林逋诗后》所谓“神清骨冷”的情趣：“月黄昏”与暗香的配合，也更显得朦胧清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种清雅超逸的意境，传达出作者的人生意趣。林逋因之获得“梅妻鹤子”的称誉.“晚唐体”的不足：一、意象单调。《六一诗话》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有个叫许洞的进士和九僧一起分题咏诗,提出不许用山、水、风、云、竹、石、花、草之类字眼，“于是诸僧皆搁笔”，由此可见他们生活情趣的偏狭。二、形式呆板。他们效仿姚、贾，所作以五律为多，且大都把功夫用在对仗的中间二联上,句式大

2体是前两句为二一二，后两句为二二一，而把单音节处作为“诗眼”，格外加以琢磨。由于他们生活狭窄，才气有限，常在同流前辈的诗里乞讨，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并不多。像“多”或“全”与“半”的搭配（希昼《留题承旨宋侍郎林亭》“会茶多野客，啼竹半沙禽”,简长《送僧南归》“吴山全接汉，江树半藏云”），“入”的使用（惠崇《访杨云师淮上别墅》“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送迁客》“浪经蛟浦阔，山入鬼门寒”）等等，都成了套路。三、诗中表现的情感不出乎闲适、旷逸、愁闷、惆怅之类，所以色彩比较单一。“西昆体”：因杨亿编辑的《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真宗时期，以杨亿（974—1021）、刘筠（971-1031）,钱惟演（977-1034）为首的一批馆阁诗人，在奉命编撰《册府元龟》时，他们以李商隐诗歌为模仿的对象，大量地写作辞采华丽、属对精工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西昆酬唱集》行世后，风行一时，“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语，见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号之“昆体”。（欧阳修《六一诗话》）“西昆体”的题材和艺术特征题材：怀古咏史、咏物及流连光景之作。艺术特征：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如杨亿《南朝》：五鼓端门漏滴稀，夜签声断翠华飞。繁星晓域闻鸡度，细雨春场射雉归。步试金莲波溅袜，歌翻玉树涕沾衣。龙盘王气终三百，犹得澄澜对敞扉。典故：（1）步试金莲：《南史》卷五《齐本纪下•废帝东昏侯纪》：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2）歌翻玉树：《陈书》卷七《后主沈皇后传》：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平心而论，西昆诗人对晚唐五代至北宋开国初的诗风是有一定冲击力的。在那一段时期中，习白体者每有俚俗滑易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精致含蓄之长；习姚、贾体者每有细碎小巧之弊，而西昆体较之有丰赠开阔之优。而且，西昆诗人的作品也并不如一般批评者所说，完全是内容空泛的，如刘筠、杨亿等七名馆臣以《汉武》为题的唱酬诗，即是针对真宗妄信符瑞、东封泰山之事，而以汉武故事借古讽今。除此以外，他们的咏史诗和交游赠别之作中，也有写得比较有意思的。但正如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所说：“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靡h”因此，他们诗歌的弊病也就很明显。譬如说，李商隐用典，主要是借典故所包含的情绪色彩和象征意蕴，来显示与烘托一种朦胧迷离的内在心境，而不是作为指示符号，即不是用“故事”替代某一事物，以甲换乙，显示有学识有材料。西昆诗人却容易犯这种毛病，像杨亿、刘筠、钱惟演的《泪》诗，就只是把古来有关悲哀的故事集中在一起，好像是一堆谜语。又如他们学李商隐诗的绚丽色彩与绮瑰意象，但并非如李商隐那样是出于表现内在情感的必须，而往往只是停留在外在物象上。北宋中期诗坛之繁荣——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歌第一节欧阳修倡导诗文改革一、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地位：欧阳修在北宋文学变革中的领袖地位，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这一场文学变革与当时政治方面的改革相互关联，是自上而下、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进的。早在天圣年间，范仲淹就提出过“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希望朝廷“敦谕词臣，兴复古道”（《奏上时务书》），

3而朝廷也确实几次下诏，从政治意义上提出改变文风的问题，如仁宗天圣年间曾诏斥文人“竟为浮夸靡蔓之文”，要求学者“务明先圣之道”，并指令从朝廷文件入手“矫文章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108）。领导这种性质的变革，当然需要相当高的政治地位，而欧阳修具备这一基本条件。其次，欧阳修在当时的文人群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欧阳修喜欢扬人之美，并利用其知贡举的权力地位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家都曾得到欧阳修的帮助，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如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名位不显，欧阳修却以诗坛宗主相视，使他们声誉大张；曾巩落第，欧阳修为他写序饯行，令人刮目相待，后又在知贡举时把他录为进士;对王安石，欧阳修不仅两次加以推荐，而且在赠诗中给予极高的称评；三苏中，苏洵以一默默无闻的布衣身份，经欧阳修的推荐和鼓吹而名动海内，苏轼、苏辙则是欧阳修知贡举时选拔于前列的，苏轼尤其受到他的推重。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和政治家，欧阳修的眼光、涵养，确实是不同一般的。再次，欧阳修具有通达的文学观：欧阳修有着比较合理，富有调和性、包容性的文学主张。他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但他又反对矫枉过正的“太学体”，同时对杨亿的“雄文博学，笔力有余”（《六一诗话》）颇为称赞，认为他是“真一代之文豪也”（《归田录》）。在文道关系上，主张文道并重。提出尊韩的主张，但只取其文从字顺的一面，扬弃其奇险僻怪的一面。等等。二、欧阳修的诗文：欧阳修不仅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而且在诗歌、散文、词的创作方面有特出成就，具有典范意义。欧阳修的诗歌：《食糟民》、《边户》等针对具体现实问题，有感而发。名篇《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评：首二句是欧阳修很得意的。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他曾对人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后人也说它“起得超妙:这两句一果一因，语气连贯；次序上先以“疑”领起，引出对于''疑"的解释，因此显得有波折而不平板；另外，它还寓含着诗人在受贬谪时期待和失望的心情。全诗一联紧接一联，意脉含蓄而绵细。第二节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歌一、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称宛陵，故世称宛陵先生。皇祐三年（1051）赐同进士出身。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早年诗作受西昆体影响，后诗风转变，提出与西昆体针锋相对的主张，强调《诗经》、《离骚》的传统，摒弃浮艳空洞的诗风。在艺术上，注重诗歌的形象性和意象含蓄等特点，提倡“平淡”的艺术境界，要求诗写景形象，意于言外。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并称“梅欧”、“梅苏“。有《宛陵先生集》。梅诗的特点：题材II常生活化，风格追求“平淡政治诗：如《田家语》借农民之口，揭露了老百姓不堪负担、田稼荒废的情形；《汝坟贫女》又用一位贫女的口吻，述说了被征服役者的悲惨遭遇。题材日常生活化：譬如他写破庙，写丑而老的妓女，甚至写虱子、跳蚤，写乌鸦啄食厕中的蛆追求平淡：梅尧臣曾自言：“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试卷》）代表作《鲁山山行》、《东溪》：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处，云外一声鸡。（《鲁山山行》）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东溪》）二、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迁居开封（今属河南）。曾任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等职。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革新，为守旧派所恨，御史中承王拱辰让其属官劾奏苏舜钦，劾其在进奏院祭神时，用卖废纸之钱宴请宾客。罢职闲居苏州。后来复起为湖州长史，

4但不久就病故了。他与梅尧臣齐名，人称“梅苏”。有《苏学士文集》。政治诗：如《庆州败》记叙了宋王朝与西夏战争的失败，痛心疾首地批评了朝廷在边防措施上的松懈和将领的无能；《城南感怀呈永叔》写民间由于饥荒而出现的惨状：“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莺啄其皮并以“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与之相对照，直斥权势者的无能与无耻。写景诗：如《淮中晚泊犊头》：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梅、苏之别：欧阳修《六一诗话》评：“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第三节王安石的诗歌政治诗：《河北民》写边民的“四苦”：常受辽和西夏骚扰之苦；赋税沉重之苦；遭受自然灾害之苦；河工劳役之苦。咏史诗：《贾生》、《明妃曲二首》写景抒情诗：《书湖阴先生壁》、《泊船瓜洲》等。这些诗写得清新优美，语言圆熟，精巧凝炼，富有情韵，人称“半山体二明妃曲（其一）与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推崇和效仿韩愈不同，王安石诗受韩愈的影响很少，而是非常敬重杜甫，并广泛吸收了中晚唐诗的特长。他曾编过《老杜诗后集》，并在《杜甫画像》中写道：“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杜甫在宋代逐渐受到高度重视，宋诗逐渐向杜甫的方向靠拢，可以说是以王安石为起点的。第四节苏轼的诗歌多产诗人：存诗二千七百多首。政治诗：干预社会现实，批判弊政。如《吴中田妇叹》、《荔支叹》等。写景抒情诗：思考人生，充满理趣。如《饮湖上初晴后雨》、《题西林壁》、《和子由港池怀旧》等。苏诗风格与评价兼收并蓄，风格“清雄”：如《游金山寺》等。诗评：“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赵翼《瓯北诗话》卷五）《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中的哲理，既可以理解为世事因人成相，而人人各据一端，所见不同，欲见真相，需要脱出自身的处境，从高远处观照；也可以理解为人生陷落在世俗的事物之中，乍惊乍喜，忽忧忽乐，为生老病死、荣辱贵贱所困，如果上升到无限的时空观反观这一切，不过都是瞬间的变化。《和子由港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故人也罢，旧地也罢，无不是往事如烟消散，纵然有些微痕迹，勾起回忆，亦已是如梦的恍惚。大自然犹如永恒的坐标，以年年春风，对匆匆过客。因此，对生命的短暂，对人事的得失，也就没有眷念、悲哀的理由，只要在世，且放宽胸怀，平常而自然地生活下去。这就是随缘自适的人生。黄庭坚与江西诗派黄庭坚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土。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

5贬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旋迁戎州（今四川宜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开山之祖。早年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苏黄”，词与秦观齐名。黄庭坚的诗歌主张黄庭坚一直苦心研诗，在推崇杜甫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的“诗法”：一、主张“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即以丰富的书本知识作为写诗的基础。认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论作诗文》），并言王观复的诗“未能从容”的主要原因是“读书未破万卷”（《跋书柳子厚诗》）。黄庭坚的诗歌主张二、提出“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论：这大致有两方面的含意：一是指借用前人诗文中的词语、典故，加以陶冶点化，化陈为新，使之在自己的诗中起到精妙的修辞作用；二是指师承前人的构思与意境，使之焕然一新，成为自己的构思与意境。黄庭坚的诗歌特色一、文人气和书卷气特别浓厚，喜欢用典。二、追求“生新”，因难见巧，力图从诗歌的立意、句法、结构、用字等方面标新立异。如《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二句，把“倾城倾国”的成语用得极有新鲜感。诗风瘦硬奇崛，人称“山谷体”或“黄庭坚体，在句法方面，黄庭坚喜欢多用拗句，这是从杜甫那里学来的，但杜甫还只是偶一为之，黄庭坚则用得很普遍，形成他的特色。所谓“拗句”，主要在格律诗体中把一句或一联的平仄加以改变，与此同时，也把诗句的语序组织加以改变，使音节和文气不顺畅，这样就有意造成一种不平衡不和谐的效果，犹如书法中生硬屈折的线条，给人以奇峭倔强的感觉。如“故人相见自青眼，新贵即今多黑头”（《次韵盖郎中率郭郎中休官》），“自”字应平而仄，“多”字应仄而平；“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与公皆少年”（《次韵裴仲谋同年》），“百”字应平而仄，“皆”字应仄而平，这一类句式在黄诗中经常出现。《寄黄几复》一二句表面看来很平常，实际暗用了《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的典故，和衡山回雁峰雁不南飞的故事。三、四句完全用习见的辞汇构成，但组成对句以后却很新鲜;句中不用动词系连，纯粹以名词性意象对映，在一寒一暖的景象中写出往年相聚的快乐和别后的孤单。五、六句再转写黄几复的处境，先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家徒四壁立“的典故写他的贫寒，再反用《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的成语，感叹他久沉下僚。这两句的声律都是“拗”的，尤其前句二平五仄，给人以逼促之感。最后再借想象描绘一幅凄凉图景，并暗用了李贺《南园》“文章何处哭秋风”的诗意，表现自己的不平。《登快阁》《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评：这两首诗与黄庭坚那些刻意求奇、生新瘦硬的诗风不同，表现出一种平易畅达的诗歌风格。江西诗派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论诗力主奇崛瘦硬，追随和仿效的人很多。北宋末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以为法嗣”，于是文坛上有了“江西诗派”之说（其实这些人中有一半以上不是江西人，称“江西诗派”主要是因黄庭坚的关系）。这一诗人群体具有前代所没有的较为严格的宗派色彩，因为他们不仅在诗学观点和写作风格上大体一致，而且多数成员确实相互联系切磋，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江西诗派的组成概况

6第一期：产生期，代表诗人是黄庭坚、陈师道等人，其创作理论与实践是后代的楷模.第二期：扩展期，以吕本中、曾几、陈与义为代表，体现了江西诗派的成熟与变化。第三期：余波期，其影响波及到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的创作，但他们都能从江西入而不由江西出，到此宣告结束。“一祖三宗”说到元代，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又提出所谓“一祖三宗”之说，即把杜甫算作这一派的祖师，而把黄庭坚、陈师道和在南宋仍有许多活动的陈与义算作三大宗师。江西诗派的文学理论：江西诗派的主张与黄庭坚旨趣有相似处，重工力，但更强调循规矩而主变化，倡活法而主悟入，讲“锻炼而归于自然”。（刘熙载《艺概》）江西诗派的文学创作：江西诗派由于多注重从外部形式上学杜，所以创作成就一般不高，且往往变得生涩艰深，多因袭而少生气。陈师道陈师道（1053—1101）字无己，又字履常，号后山，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曾任徐州教授等职，因追随苏轼、黄庭坚而被罢免，贫病困顿而死。有《后山居士文集》。他对黄庭坚非常钦佩，自言“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仆之诗，豫章之诗也”（《答秦觎书》）。他也极力主张学习杜甫，但所关注的并不是杜甫的胸怀意气，而是杜诗的立格、命意、用字。他写诗非常刻苦，黄庭坚诗中曾称他为“闭门觅句陈无己”（《病起荆江亭即事》），宋人笔记中也记载他常把写成的诗贴在墙壁上反复吟哦窜改。因此，他的诗往往锤炼得很幽深，语意的减缩又太多，不容易读懂.陈与义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历官太学博士、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参知政事。早期推重苏轼、黄庭坚和陈师道。后期经历了靖康之变，体验到杜甫安史之乱后的遭遇，转学杜甫，作品题材广泛，感时伤事，成为宋代学习杜甫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如七律《登岳阳楼》之一、《巴丘书事》、《再登岳阳楼感慨赋诗》等，雄阔豪壮，慷慨悲凉。七言绝句重在意趣，格调清婉，如《春日二首》、《中牟道中二首》等,或工于兴寄，或活用典实，屡见新意。五言律诗以清迥峭刻见长。五言古诗写景造境，观察细密，造语工致。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爱国诗人陆游陆游（1125—1210）字务观，中年自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的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当过尚书右丞；父亲陆宰，当过京西路转运副使。在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前后，陆宰被免职，带着家眷南归故乡，侥幸地逃过了那一场大劫难。但北宋王朝覆灭的耻辱，却深深地铭刻在当日每一个怀有民族自尊感的士大夫心中，据陆游《跋傅给事帖》说，绍兴初年他刚懂事时，经常看到长辈们“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与家庭氛围，使陆游从小就受到了一种民族意识的熏陶。陆游力主抗金，可是理想一再破灭，直到去世，他也没有盼到北伐的胜利。嘉定二年（1209）年底（按公历算已是次年元月），八十五岁的陆游一病不起，在临终前，他留下了一首《示儿》诗：陆游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45岁以前，他任镇江通判等职，后因赞助张浚北伐而罢职在家；二、自46岁入蜀从军至65岁被弹劾罢官；三、66岁以后在山阴农村闲居20年。转益多师

7陆游早年学诗于曾几，曾几称赞他的诗像吕本中，他自己也很得意，可见他曾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少年时代打下了这一烙印，直到他老年也并未完全消除，他不仅始终保持了对诗歌语言精细考究的习惯，而且不时会写出些生新瘦硬、雕琢藻饰的诗句。不过，中年以后，他的诗风有所变化，这主要是他广泛学习了前人之长。在陆游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从屈原、陶谢、李杜、高岑、韩孟、元白乃至宋代的梅苏，都是他借鉴的榜样：屈原、杜甫、陶渊明诗的情感，李白、杜甫、白居易、梅尧臣等人诗的艺术风格，从不同角度给予他一定的影响。多产诗人存诗九千四百多首。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爱国主题，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写得悲愤激昂；•是日常生活的吟咏，能咀嚼出日常生活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曲折的情状，写得闲适细腻。。杨万里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土,历任太常博士、宝谟阁直学士等职，韩倔胄当政时，因政见不合，隐居十五年不出，最后忧愤成疾而终。有《诚斋集》。创作经历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大体上经历了从模仿、过渡到自成一体的过程。绍兴三十二年以前，他是学江西派风格的，这诗作后来被他烧掉了。此后到淳熙四年（1177）,是他诗风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他一方面向张浚、张械学习和切磋理学的奥旨，同时把从H常生活中体验与领会理致的见解挪移到文学创作中来。此外，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II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溪回路转愁无路，忽有梅花一两枝”（《晚归遇雨》），“绿萍池沼垂杨里，初见芙蕖第一花”（《招至建昌》）等，都表现了“诚斋体”在创作方式上的特点。“诚斋体”的特点一、善于敏感地发现与迅速地捕捉在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常人所不能发现或容易忽略的富于情趣与美感的景象。二、注意在景象中融入自己的主观领悟与体验，使之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趣，即所谓“不是胸中别，何缘句子新”（《蜀土甘彦和寓张魏公门馆，用予见张钦夫诗韵作二诗见赠，和以谢之》），这是杨万里把理学及禅宗观物体验方式引入诗歌的产物。三、语言自然流畅、风趣活泼。范成大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吴县）人。他与杨万里年龄相仿,都是在北宋灭亡前后出生的，又同在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同列名于“中兴四大诗人二不过范成大在仕途上更为得志，做到参知政事，晚年退职闲居。有《石湖居土诗集》。杨、范之别与杨万里所创的诚斋体相比，范成大的诗没有那么透脱自由，更多一些锤炼雕琢：没有那么风趣活泼，更多一些深沉含蓄。范成大诗歌的主要内容范成大诗歌的最大成就在于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泛，揭露的社会问题也比较深刻，这是杨万里所不及的。在《夜坐有感》、《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等诗中，表现了他作为正直的官吏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在《催租行》、《后催租行》等诗中，更描绘了贫苦百姓在官府沉重租税压迫下的艰难生活和绝望心境。而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出使金国时所作七十二首绝句和晚年退职闲居时所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范成大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田园乡村的生活面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秀丽的风光和农家劳动、生活的习俗的场面，也能看到农民所遭受的沉重剥削和他们困苦的生活。

8宋末诗坛永嘉四灵、江湖诗派、宋末爱国诗人永嘉四灵“永嘉四灵”是指永嘉地区出现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矶（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这四人都出于叶适之门，各人的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叶适把他们合称为“四灵”。其中，徐照和翁卷是布衣，徐矶和赵师秀做过小官，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土。他们的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也比较单薄，只有少数诗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多数作品的内容是题咏景物，唱酬赠答。“四灵”作诗以贾岛、姚合为宗（赵师秀曾选贾、姚之诗，合编为《二妙集》），内容多为描写清邃幽静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艺术上刻意求工，忌用典，尚白描，轻古体而重近体，尤重五律。徐照的《山中》：世事已无营，脩然物外形。野蔬僧饭洁，山葛道衣轻。扫叶烧茶鼎，标题记药瓶。敲门旧宾客，稚子会相迎。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四灵”出现的时候，江西诗派的影响已渐趋衰弱。“四灵”主观上也想打破江西诗派的藩篱，学贾姚，少用典等等，都含有与江西诗派背道而驰的意图。叶适认为他们的诗风是对唐诗的复归，其实以“四灵”的才能，从实质上来说，他们只是因为不满体现着典型宋调的江西诗风，从而又回到了宋初崇尚晚唐体的老路上去。“四灵”与宋初的“九僧”在诗学宗尚、诗体选择乃至艺术风格上都遥相呼应。“永嘉四灵”在南宋诗史上具体独特意义，对前人，它改造江西诗派，去除其弊端；对后来,它启动江湖诗派而再创新、发展。江湖诗派江湖诗派是南宋后期继永嘉四灵后而兴起的一个诗派，因杭州书商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土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陈起为上述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又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他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江湖诗人中的代表人物为刘克庄和戴复古。从总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格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仿效“四灵”，学习晚唐，但取径比“四灵”更宽阔一些。江湖诗派成员众多，人品流杂，其中大多数人对于国事政治不甚关心，但也不甘于清贫寂寞的隐逸生活。他们热哀于交游、结社、互相标榜。有不少人甚至以诗歌作为干谒权贵、谋取钱财的工具。他们写了许多用于献谒、应酬的诗，内容大多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卑，空洞无聊。此外，献谒、应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时甚至逞才求博，以多相夸，结果辞意俱落俗套，在艺术上相当粗糙。江湖诗人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在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即字句精丽，长于白描。但境界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例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刘克庄(1187〜1269)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他又喜欢提携后进，故被许多江湖诗人视为领袖。他早期作诗颇受“四灵”的影响，叶适甚至认为他是“四灵”的继承者。但刘克庄最敬服的当代诗人却是陆游，正是陆游的影响使他在题材取向上与‘'四灵”分道扬德。刘克庄关心国事，金和蒙古的威胁使他忧心忡忡，南宋政治腐败、军队孱弱的现状更使他痛心疾首，他写了《国殛行》、《筑城行》、《苦寒行》等乐府诗来抨击时弊。

9戴复古(1167〜1248?)性喜漫游，以诗闻名于公卿间。他早年曾从陆游学诗，后来一度崇尚晚唐，但受陆游雄浑诗风的影响最深。他虽然身在江湖，但作诗则继承杜甫、陆游的传统，指斥朝政，反映民瘦，绝少顾忌。例如《庚子荐饥》指责官府赈灾之虚伪：“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言辞之尖锐，是宋诗中少见的。宋末爱国诗人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南宋和蒙古联合灭金，从此南宋便直接面临蒙古的威胁。从端平二年(1235)开始，强大的蒙古军队连年南侵，宋军节节败退。到卫王祥兴二年(1279),南宋的最后一个据点匡山被元军攻占，南宋灭亡。宋末的爱国诗人在宋亡前后采取了两种抵抗方式：其一是奋起抗敌，以死殉国；其二是隐居守节，不仕异族。前一类人是民族英雄，以文天祥为代表。后一类人历来被称为遗民，以谢翱、谢防得、林景熙、郑思肖为代表。他们用以报国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能在危急存亡之秋坚持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都是血泪凝成的悲歌，风格都有慷慨悲壮的倾向。所以在文学史上，他们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群体。文天祥文天祥(1236〜1283)是宋末民族英雄的代表，他早年的诗歌比较平庸，诗风近于江湖派。艰苦的战斗和苦难的命运使他的创作出现了升华，他用诗歌纪录了自己从出使元营被拘逃脱直到从容就义的人生遭遇和心路历程，其中包括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悲怆激奋，大义凛然，最后两句成为鼓舞后代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格言。他的另一首名作《正气歌》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他的忠义情怀和英雄气概，诗中颂扬了历代忠臣义士的高风亮节，用文学形式宣告刚毅正大的道德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是振撼人心的人生颂歌。谢翱谢翱(1249〜1295)长溪(今福建露浦)人，字皋羽，号晞发子。做过小官，家里多财;元兵南侵时，文天祥号召各地起义，他散去家财，招募乡兵，参加文天祥的军队，担任诺议参军之职。南宋亡后，隐居桐庐严子陵钓鱼台。著有《晞发集》等。代表作有《西台哭所思》: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未老山中客，惟应赋八哀。［题解］作者曾和文天祥共过事，非常敬重他的为人：听到文天祥在燕京殉难后，心中万分悲痛。这首诗是作者在严子陵钓鱼台哭奠文天祥时所写。西台就是钓鱼台。［注释］①残年——本义是衰年，这里作残冬解。按文天祥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冬天被害。②吴江——指富春江，是钱塘江的上游，严子陵钓鱼台在富春江上。③故衣句——故衣，死者的遗衣。碧，碧血，《庄子•外物》篇：“黄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④后±——皇天后土，指天地，后土是土地神。⑤山中客——作者自称。⑥《八哀》——杜甫有《八哀》诗，哀悼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汝阳王琏、李匿、苏源明、郑虔、张九龄等八位唐朝有名的文臣武将。其他的遗民诗人也有许多好作品，如谢彷得(1226〜1289)托物咏志的《武夷山中》、林景熙(1242〜1310)揭露元人发掘宋室陵墓罪行的《梦中作》四首、郑思肖(1239〜1316)自明心迹的《自挽》、《二砺》，都体现了深沉的爱国情操，传诵千古。汪元量汪元量(1245?〜1331?)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为宫廷琴师。他目睹了宋亡的过程，把随宋室帝后被俘北上的所见所闻一一纪述于诗，其代表作是《醉歌》10首、《湖州歌》98首和《越州歌》20首。例如《醉歌》之五和《湖州歌》之五：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一掬吴山在眼中，楼台叠叠间青红。锦帆后夜烟江上，手抱琵琶忆故宫。

10前一首记述南宋的太皇太后谢氏在降表上签名之事,后一首写被俘的宫女乘舟离开临安的情景，直书其事，并无议论，但作者的痛愤之情却溢于表。这些大规模的组诗如同一幅幅画卷,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南宋王朝覆灭的过程，完整而真切生动地记载了那段伤心的历史。其友人李钮说：“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湖山类稿跋》)这是对杜甫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宋末的爱国诗歌使南宋后期诗坛缺乏激情、气骨衰弊的习气一扫而空，诗人们用血泪悲歌表现了民族的尊严，从而为宋代文学画上了光辉的句号。辛弃疾及辛派词人辛弃疾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肤硕体胖，目光有棱，红颊青眼，壮健如牛”(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素有‘首兜'之称"(许宗元《中国词史》)»生平经历第一期(1140—1162)沦陷及起义期：辛弃疾出生金人占领区，受祖父辛赞的影响，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22岁时他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抗金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第二年他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张安国擒拿带回建康一事，震动朝廷。第二期（1162—1181）辗转任职时期：上《美芹十论》、《九议》，积极献计献策，但不被信任不受重用。从29岁至42岁，13年间调换了14任官职。第三期（1181—1207）闲居带湖、瓢泉时期生平小结英雄才略“归正人”的尴尬以词为“陶写之具”（范开《稼轩词序》）辛词的题材内容爱国词：英雄形象的自我展示，如《鹏鹃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反映深广的社会忧患和人生苦闷，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等；批判南宋王朝的投降政策，如《摸鱼儿•淳熙已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等。农村词、闲适词：如《清平乐•村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辛词的艺术成就一、英雄形象的自我展示：''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二、“以文为词”：1.喜用典、善用典。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2、喜议论。大量使用散文句式入词。三、风格多样：雄深雅健，悲壮沉郁，飘逸闲适，松纤婉丽等风格兼收并蓄，尤以刚柔相济者最佳。摸鱼儿串析：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卷一评日：'‘只一'又'字，含多少眼泪。”南唐李煜［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喻关心国事者，人少势孤，所作的努力徒劳无益。长门事《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孝武陈皇后传》：“孝武陈皇后，长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为太子，长主有力，取主女为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娇贵，十余年而无子，闻卫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上愈怒。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元光五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使有司蜴皇后策日：'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

11准拟佳期又误《离骚》：“日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九章•抽思》：“昔君与我成言兮，日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反既有此他志。”蛾眉曾有人妒《诗经•卫风•硕人》：“蝶首蛾眉」《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逐谓余以善淫。”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文选》司马相如《长门赋•序》：“孝武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作颂，信工也；复亲信之，恐非实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长门》一章，几于亚美。阿娇复幸，不见纪传，此君（引者按：此君指司马相如）深于爱才，优于风调，容或有之，史失载耳。”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斜阳”可喻指无能的帝王或衰落的王朝。《汉书》卷七五《娃两夏侯京翼李传》：“夫日者，众阳之长，辉光所烛，万里同辱，人君之表也。”卷九八《元后传》：“夫日者，众阳之宗，天光之贵，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结构层次上阕通过一个宫女的惜春而又怨春表现词人对南宋王朝“爱深恨亦深”的矛盾心情。下阕更假借这宫女遭到谗妒时的怨恨表现词人对自身遭遇的不平和对南宋王朝的不满。名家评说此首以太白诗法，写忠爱之忱，宛转怨慕，尽态极妍。起处大踏步出来，急切不平。“惜春”两句，惜花惜春。“春且住”两句，留春。“怨春”三句，因留春不住，故怨春。王壬秋谓“画檐蛛网”，“指张俊、秦桧一流人”，是也。下片，径言本义。“长门”两句，言再幸无望，而所以无望者，则因有人妒也。“千金”两句，更深一层，言纵有相如之赋，仍属无望。脉脉谁诉，与“怨春不语”相应。“君莫舞”两句顿挫，言得宠之人化为尘土，不必伤感。“闲愁”三句，纵笔言今情，但于景中寓情，含思极凄婉。（唐圭璋《唐宋词简释》）苏辛之别文学史常常将“苏辛”并称，二人之词确有相似之处，但同中亦有异，简言之，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言：“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如写人：辛词多塑造英雄豪杰的形象；苏词则多疏狂异趣之形象，通过赞叹古今达者，表现“坡仙”的性格。如写景：辛词虽有清新纯朴的景物描写，但更多的是奔腾飞动、又饱含沉郁情感的景物描写；苏词虽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豪放色彩，但更多、更典型的是那些古淡、幽远、深邃、雅洁的景色。陈亮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有《龙川词》。他是南宋中期著名的政论家和北伐中原的热情鼓吹者。和辛弃疾一样，他也给朝廷写过《中兴论》、《上孝宗皇帝书》等义正辞严、激昂亢奋的建议，这种强烈的政治信念在他的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因此也渗透到他的词中。据叶适《书龙川集后》记载，他对自己的词曾自叹“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也就是说，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在词中都写出来了。姜菱、吴文英及宋末词坛姜夔姜夔（1155?-1209）：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他与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萧德藻等人都有过交往，但年辈比他们都小。

12姜夔屡次考进土都不中，一生未入仕途，只好往来于官宦之家，是清客幕僚一类的人物。青年时代，他曾北游淮楚，南历潇湘，后客居合肥、湖州和杭州。由于他精于书画、擅长音乐、能诗善文，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所以很受士大夫的赏识，曾自言“凡世之所谓名公巨儒，皆尝受其知矣”（周密《齐东野语》）。姜词总论今存词八十多首，多为记游、咏物和抒写个人身世、离别相思之作，偶然也流露出对于时事的感慨。其词情意真挚，格律严密，语言华美，风格清幽冷隽，有以瘦硬清刚之笔矫婉约词柔媚无力之意。代表作《暗香》、《疏影》，借咏叹梅花，感伤身世，抒发郁郁不平之情。《扬州慢》（淮左名都）是较有现实内容工作，它通过描绘金兵洗劫后扬州的残破景象，表现对南宋衰亡局面的伤悼和对金兵暴行的憎恨。姜词的艺术特色一、善于营造清空幽冷的词境：如“波心荡、冷月无声”（《扬州慢》），“淮南皓月冷千山”（《踏莎行》），“千树压、西湖瘦碧”（《暗香》）等。二、韵味隽永的小序与词相映成趣：如《念奴娇》序：“予客武陵，湖北宪治在焉。古城野水，乔木参天，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幽闲，不类人境。秋水且涸，荷叶出地寻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亦一乐也。来吴兴，数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姜夔精通乐律。《白石道人歌曲》中有十七首自度曲，并注有旁谱，是流传至今的唯一完整的宋词乐谱资料。人们常用“清空”二字评价姜菱的词。所谓“清空”，大致由四个方面的因素构成：一是词中的情感，多属于文人士大夫那种高洁清雅的意趣，既很少有世俗的香艳繁杂，也很少有豪壮激烈的情怀；二是表现手法，多追求言外之意，空灵的神韵，而避免质实粗重的笔触；三是词中的语言、意象，多数不是色彩鲜丽或雍容华贵的，而是偏向于淡雅素净；四是词的意境，一般都避免过于狭小逼仄或密集拥挤，而以疏朗开阔居多。所以张炎《词源》中以“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形容他的词风，而清人则说他“清刚”、“疏宕”（周济《宋四家词序论》），“结体于虚”（陈锐《袁碧斋词话》）。吴文英吴文英（1207?-1269?）字君特，号梦窗，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宋史》无传。一生未第，游幕终身，于苏州、杭州、越州三地居留最久。并以苏州为中心，北上到过淮安、镇江，苏杭道中又历经吴江垂虹亭、无锡惠山，及茹香（zha）二溪。游踪所至，每有题咏。晚年一度客居越州，先后为浙东安抚使吴潜及嗣荣王赵与芮门下客。清全祖望答万经《宁波府志》杂问，谓吴文英“晚年困蹶以死”，殆得其实。享年六十岁左右。梦窗词题材在南宋词坛，吴文英属于作品数量较多的词人，其《梦窗词》有三百四十余首，在数量上除辛弃疾外无人与之抗衡；就题材而言，这些词大体可以分为三类：酬酢赠答之作，哀时伤世之作，忆旧悼亡之作。梦窗词风：密丽如果说姜夔的词是“疏宕”，那么吴文英的词却是“密丽"。张炎《词源》以“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评价他的词，虽因个人好恶上的关系而语带贬意，还是有其确切的地方。大致说来，吴文英的词意象比较密集，多用平列的组合，意象的色彩比较称丽明艳，而意脉断续跳跃，显得有些晦涩，正如后人常常指出的，这与李商隐等人的诗风有很深的关联。集评“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引尹焕《梦窗词叙》）“梦窗深得清真之妙（沈义夫《乐府指迷》）

13“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反南宋之清，为北宋之称挚”：“运意深远，用笔幽邃，炼字炼句，迥不犹人。貌观之雕绩满眼，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二（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近人学梦窗，辄从密处入手。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非若斑蹙绣，毫无生气也。”（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总评在中国词史中，吴文英是一个引起过不少争论的人。他的词一向被人称为晦涩堆垛。另外一些人对他却备极推崇。另外，吴文英因与奸相贾似道关系亲密而受到人们的抨击。然客观地讲，吴文英的词善用典故，体物入微，遣词清丽，实为难得。史达祖史达祖（1163〜1220?）,字邦卿，号梅溪，汴（河南开封）人。一生未中第，早年任过幕僚。韩倔胄当国时，他是最亲信的堂吏，负责撰拟文书。韩北伐失败后被杀，史也受粽刑，死于贫困中。他的词以咏物为长，其中不乏身世之感。他在宁宗朝北行使金，这一部分的北行词，充满了沉痛的家国之感。今传有《梅溪词》。存词122首。《双双燕•咏燕》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张炎张炎（1248—?）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有《山中白云词》。他是贵胄子弟，早年的词多写贵公子的优游生活；宋亡后不仕，漂泊四方，潦倒而终，所作词在写景抒情中常带有深沉的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感，情调哀怨凄凉。如面对美丽的西湖，他感受到的是一片凄凉衰飒的气氛，“无心再续笙歌梦”，甚至“怕见飞花，怕听啼鹃”（《高阳台》），表现了他经历宋亡后刻骨铭心的哀痛之情。《解连环•孤雁》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帆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谁怜旅愁莅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王沂孙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中仙、玉笥（si）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年辈大约与张炎相仿，入元后曾任庆元路学正。有《花外集》，又名《碧山乐府》。他最工于咏物，现存词64首，咏物占34首。碧山词王沂孙虽然做了元朝的官，心理却很复杂，在他的词中，也仍有许多是写故国之思的。只是这种情绪，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对宋王朝的怀念或民族意识，而是同世事无常、兴亡盛衰不由人意的沧桑感融合在一起，同时又渗透了个人在历史巨变中无可奈何、只能听任撰布的凄凉感。在写作手法上，他比周密、张炎写得更隐晦、含蓄，常常借甲咏乙，借此喻彼，看上去大多只是咏物、写景以及写男女恋情，而在隐隐约约之间，用些特殊的笔法，暗示词中埋藏得很深的真实想法与情感。如《眉妩•新月》中“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齐天乐•萤》中“汉苑飘苔，秦陵坠叶，千古凄凉不尽”，《天香•咏龙涎香》中“讯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等，都是如此。碧山咏物词的特点一、善于隶事用典。他不是直接描摹物态，而是根据主观

14的意念巧妙地选取有特定含意的典故与所咏之物有机融合，使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意相互生发。这就是清人周济所说的：“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二、擅长用象征和拟人的手法。他用象征性的语言将所咏之物拟人化，使之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因而他的词往往被认为有深远的寄托。王沂孙词新释辑评（高献红）王沂孙词笺注（史克振）花外集笺注（詹安泰）宋词十八家一张炎王沂孙（朱德才）北宋散文——宋六家文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背景：西昆体与反西昆体之争西昆体之先声中唐韩、柳的古文运动，在反对骈体建立散文的工作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但还不够普遍与深入。晚唐李商隐、段成式诸人骈俪文风的兴起，古文运动的成就受到阻碍，其好用典故和追求辞藻华美的诗歌与骈文，促进了宋初西昆体的盛行。西昆体可谓一种形式主义的文学流派。反西昆体者柳开、石介等理学家。北宋古文运动概况先导：人物：柳开、石介、穆修、尹洙等。主张：各人对文学的见解虽略有不同，但他们对晚唐的绮艳，西昆的浮华是一致反对的。故主张明道、致用、尊韩、重散体、反西昆等五点。影响：由于他们大都是理学家不是文学家，复古的理论虽然很激烈，但在创作上却嫌才力不足，一时无法扭转流行的风气，只能引起古文运动中兴的趋势。主干：人物：以欧阳修为主，其门下士如苏轼、曾巩、王安石等人也极力推动，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古文运动集团主张：欧阳修的文学思想与韩、柳、石、穆等人大致相同，其所提倡的古文运动，亦时以明道致用等口号相标榜，但仍有文道兼营、二者并重之意，故不流于迂腐。影响：由于欧阳修本身是一代的文学名家，不仅专作理论上的发挥，同时在作品上也表现了优良的成绩，加上同时期许多名家的相助，遂完成了韩、柳以后的复古大业，在文坛上发生极大的影响。宋文六家之一：欧阳修欧阳修的散文主张：坚持文学应为现实政治服务，认为“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态度。坚持文道并重，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又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反对“险怪奇涩之文”，追求平易的文风。提倡“简而有法”，即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欧阳修的散文：众体兼擅，内容充实，结构谨严，文风畅达，感情真挚，语言精美。当时人吴充《欧阳公行状》中说他“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指出了他散文创作的一些主要特点：第一，文体多样，有各种类型的议论文、叙事及抒情散文；第二，兼采“古文”与骈文之长，根据内容需要熔铸剪裁，形成新的散文风格；

15第三，变化多端，开阖自如，气脉流动，富于内在节奏感与韵律感。欧阳修的散文风格：纤徐委备，平易畅达。欧阳修散文名篇政论文：如《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论》是传统“古文”中的名篇，对结构和文采都颇为讲究。记叙文：如《丰乐亭记》、《相州昼锦堂记》、《浅岗阡表》等，而最著名的是《醉翁亭记》。文赋：如《秋声赋》。《朋党论》是其政论散文的代表作。仁宗庆历三年(1043),宰相吕夷简、枢密使夏竦等保守派人物，由于欧阳修等人的弹劾而先后罢官，以范仲淹、韩琦等为代表的革新派上台执政,欧阳修被荐引为谏官。然而，不甘失败的吕夷简等人大造舆论，攻击范仲淹引用朋党，仁宗也因此下诏“戒百官朋党二为澄清是非，欧阳修写了这篇著名的《朋党论》。文章着重指出，朋党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人君治国必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二文章以古证今，正反对比，是非分明，刚柔相济，驳论结合，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章连用排句，气势很足。《五代史伶官传序》在其史论散文中最为出色，沈德潜谓此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二文章通过后唐庄宗李存勖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典型事例，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一个王朝的盛衰兴亡全在于“人事"，而非‘‘天命"。文章叙事简约，论证严密，对比鲜明，低昂往复，一唱三叹，跌宕多姿，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醉翁亭记》是欧阳修众多摇曳生姿，形象生动的记叙文中的名篇。文章作于仁宗庆历六年(1045),时作者贬知滁州，作者通过对滁州风物人情的描写，表达了寄情山水和与民同乐的思想感情。全文以“乐”字贯穿始终，情景交融，脉络清晰，结构精巧。写法灵活多变，如写宴归，用烘云托月之法，由禽鸟之乐、游人之乐而推出太守之“乐其乐”。语言精美，骈散兼行，铿锵悦耳，简洁明快，连用21个“也”字收尾，使文章语气一贯通篇，显得生动活泼、层次分明，在回环往复中有张有弛，增强了文章的节奏美。这篇散文一经问世，便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喜爱，《滁州志》云：“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摩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窝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足可与“洛阳纸贵”相媲美！六一居士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日：“六一，何谓也？”居士日：“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日：“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日：“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六一居士传明•仇英《醉翁亭》《秋声赋》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⑴而听之，日：“异哉！初淅沥以萧飒［2］,忽奔腾而砰湃［3］,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锹疑铮铮［4］,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5］,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1］悚(s6ng)然：惊惧的样子。⑵淅(xl)沥：细雨声。网砰湃：同澎湃，波涛声，此处形容风声。［4］锹锹(cong)铮铮：金属撞击声。［5］枚：筷状小棒。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日：“星月皎洁，明河在天［6］,四无人声，声在树间。”余日：“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7］,烟霏云敛网；其容清明,天高日晶［9］；其气慷冽［10］,硬人肌骨［11］;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12］。

16［6］明河:银河。⑺惨淡：指秋天草木枯黄，其色暗淡。［8］霏：K散。敛：敛藏。［9］日晶：阳光灿烂。［10］慷冽:即凛冽，寒冷。［11］硬(bidin):刺。［12］愤发:犹奋发。丰草绿缚［13］而争茂，佳木葱茏［14］而可悦。草拂之［15］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之余烈［16］。夫秋，刑官也［17］,于时为阴［18］。又兵象也，于行为金［19］。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20］。［13］缚(ru):稠密。［14］葱茏：青翠茂盛的样子。［15］草拂之：草被它掠过。［16］一气之余烈：秋天之余威、余力。［17］《周礼》把官职按天地春夏秋冬分为六类，因为秋有萧杀之气，所以把执掌刑法、狱讼的刑官分属于秋。［18］古人以阴阳配合四时，把春夏分属于阳，秋冬分属于阴。［19J兵象：战争的象征。古代征伐多在秋季。五行之中，秋属金。［20］古人以秋天为决狱讼、征不义、诛暴慢、张扬义的季节。义与五行中的''金"相配，指秋季。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22］。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23］。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24］,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22］古人以五音与四方相配，商声代表西方，属秋。夷则：古代十二律之一。每律分属一月。夷则属七月。［23］人是万物的灵长。惟：为，是。［24］一定会损耗精神。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夥然黑者为星星［25］。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26］!”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25］该当他红颜衰老，乌发斑白。宜：该，当。渥(w6)然：润泽的样子。丹：朱红色。槁木：枯木。夥(yi)然黑者：谓乌黑的头发。星星：头发斑白的样子。［26］念：寻思。戕贼：摧残伤害的凶手。恨：遗憾。主旨：人事忧劳更甚于秋的肃杀赋的发展1、战国时荀卿始称其名。

172、汉代：形成特定的体制。特点：铺陈事物，讲究文采。3、六朝：称俳赋，又称骈赋。篇幅较短，讲究骈偶和用典。4、唐宋：律赋：科举考试时采用的试体赋，格式严，对仗工整，平仄和谐，规定在四百字以内。文赋：指相对骈文而言用古文写的赋，亦即相对俳赋而言的不拘骈偶的赋。文赋是中唐以后，受古文运动影响而成的赋。句式参差，以散代骄，声韵不严，与散文接近。北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将文赋发展得更为成熟而富有特色。悲秋诗词“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刘彻《秋风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吴文英《唐多令》）颂秋诗词“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秋词》）《秋声赋》的艺术特点1、视角独特：写秋声而不写秋色、秋景虚写而不实写。2、手法精妙：取譬精准，化无形为有形。结构精巧。对话结构、首尾呼应3、取各种文体之长，完美组合。诗的特质与情韵，赋的渲染与华美，散文的笔势与笔调，议论的精辟与简洁。叙事、抒情、说理完美组合。文赋的特点以言理为旨归。以散句为特征，但重在散意与散势。包括那些以散驭骈，以四言单句进行叙议的作品。体制短小、构思精巧。多用问答或对话结构。音韵协和，大体押韵即可，允许自由换韵。宋文六家之二:苏轼“宋之文莫盛于苏氏”（宋濂《文原》）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说》）苏轼散文名篇史论文：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如《贾谊论》、《留侯论》、《范增论》等。政论文：表现励精图治的愿望。如《教战守策》。游记、杂记：夹叙夹议，兼带抒情，生动形象，可称美文。如《日喻说》、《喜雨亭记》、《石钟山记》等。辞赋：《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日喻说》这篇文章所阐述的道理，是有苏轼亲身体验在内的。对于探求真理和钻研学问的艰苦历程，苏轼自己是过来人，所以谈起来格外亲切有味。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可以更好地理解三方面的道理。首先，做学问如果不通过自己刻苦钻研，亲身实践，只是靠打听别人，随便相信别人，就一定不会深入，不仅失于片面，而且还容易犯错误。如果只凭主观瞎猜，危害性就更大。其次，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专靠外力是无济于事的。探求真理，钻研学问的内因，就是靠自己学习，

18不能只捡别人的现成果实。再次，所谓学习，不能只空谈理论，而是得自己下真功夫，下苦功夫，要有真才实学，要受过实际锻炼。尽管苏轼说，有一天“道”会不用你去求而主动地来找你,实际上他却正是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你要不下苦功夫,“道”是不会来找你的。这些道理，对我们还是有借鉴作用的。《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未寝，相与步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落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全文分三层，第一层叙事。首句即点明事件时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为团练副史已经四年了.这天夜里，月光照入他的房间，作者本欲就寝，怎奈被这美好的月色所迷，顿起雅兴，但想到没有同乐之人，遂动身去不远的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和苏轼一样，亦是被贬至黄州来的贬官，他和苏轼的友谊相当笃厚。当晚，张怀民也还未睡，于是二人一起来到院子中间散步。这一层叙事，朴素、淡泊而有自然流畅。（寻友夜游）第二层写景。作者惜墨如金，只用十八个字，就营造出一个月光澄碧、竹影斑驳、幽静迷人的夜景。读者自可以发挥想象：月光清朗，洒落庭中，那一片清辉白茫茫一片好似积水空潭一般，更妙的是，“水”中还有水草漂浮，游荡，于是乎恍恍然便如仙境一般了。作者的高妙之处在于，以竹、柏之影与月光两种事物互相映衬、比喻，手法精当，新颖，恰如其分地渲染了景色的幽美肃穆，更体现出了月光清凉明净的特点，衬托出作者闲适的心境（庭中夜色）“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芳交横，盖竹柏影也”。“积水空明”写月光的清澈透明，“藻荐交横”写竹柏倒影的清丽淡雅。前者给人以一池春水的静谧之感，后者则具有水草摇曳的动态之美，整个意境静中有动，动中愈见其静，一正写，一侧写，从而创造出一个冰清玉洁的透明世界，也折射出作者光明磊落、胸无尘俗的襟怀。作者以高度凝练的笔墨，点染出一个空明澄澈、疏影摇曳、似真似幻的美妙境界。第三层便转入议论。作者感慨到，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可是有此闲情雅致来欣赏这番景色的，除了他与张怀民外，恐怕就不多了，整篇的点睛之笔是“闲人”二字，苏轼谪居黄州，“不得签书公事”，所担任的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官，与儒家的‘‘经世济民”之理想相去甚远，即所谓“闲人”之表层意义，它委婉地反映了苏轼宦途失意的苦闷；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月光至美，竹影至丽，而人不能识，唯此二人能有幸领略，岂非快事！苏轼的思想横跨儒释道三家，这便使他的处世态度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说是宠辱不惊，进退自如。当然，他在逆境中的篇章更能折射出他的人格魅力！（月下抒情）主旨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表达出作者孤寂凄凉，无所归依的心境以及仕途不得志的抑郁。作者的心境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失意情怀自我排遣的旷达！苏轼散文的特点一、善于立意，工于谋篇。二、叙事、议论与抒情相结合。三、妙用比喻，形象生动。宋文六家之三：苏辙苏辙（1039—1112）,字子由。苏洵之子、苏轼之弟。号颖滨遗老。嘉祐二年（1057）,与兄轼同榜登科。由于政见与王安石不合，屡被贬官。崇宁三年（1104）回到颖州田园，隐居卒年。苏辙的文章“汪洋淡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著有《栾城集》。《黄州快哉亭记》江出西陵①，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②；南合沅、湘，北合汉、沔③，

19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④，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日“快哉”。①西陵：长江三峡之一，在今湖北省宜昌市西北。②肆大：水无阻遏而其流浩大。③汉、沔（midn）：汉水上源为沔水，出陕西省西南部，至汉中，称汉水。流经湖北省西北部至武汉入长江。④清河张君梦得：即张怀民，与苏轼有交游。因事贬黄州。齐安，古郡名，即黄州。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①，涛澜汹涌,风云开阖②。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③，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④，故城之墟⑤，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⑥，周瑜、陆逊之所驰鹫，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①一舍：古时以三十里为一舍。②风云开阖：风云变化，时开时阖。阖，同“合③指数：一一指点出来。④长洲：长江中长条形的沙洲。⑤故城之墟：故城，孙权的故都。墟,废墟、遗址。⑥睥（pi）睨（ni）：侧目窥视。此处用作雄视争夺之意。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日：“快哉之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日：“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①玉之言盖有讽焉②。夫风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③。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土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而非快④！①见宋玉《风赋》。宋玉把风分为雄雌两种，雄风清凉，为“大王之风”，雌风溷浊，为庶民之风。②讽：委婉劝谏。③遇：受到君王赏识。④人生在世上，假如他的心中不自得，那么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快乐；假如他的心中很坦然，不因名利、宠辱等外物伤害他的本性，那么，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不会不快乐。病，忧愁病苦。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①，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②,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③，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④,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土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⑤！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①窃会计之余功：利用管理公务的空暇。窃，偷取。会计，掌赋税钱谷等事务。②蓬户瓮牖：以蓬草编成门，以破瓮作窗户。③揖：相互举手打拱，引申为相对。④连山绝壑：连绵不断的山冈，深不见底的山谷⑤胜：承受。乌睹：哪里看得出。⑥赵郡：苏辙先世为赵郡栾城（今河北赵县）人结构特色“快哉”二字贯通了全篇。从观赏长江汪洋水势引出张梦得所建快哉亭，到亭上所见所想引出的观赏山川形胜和怀想古今的两种快乐，再紧扣“快哉”二字抒发议论，托出题旨，虽构建丰繁却脉络清晰。宋文六家之四：王安石王安石的散文：简洁峻切，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政论文：

20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纤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史论文：如《读孟尝君传》谈的是怎样才算真正“得士”的问题；《伤仲永》谈的是天赋不可依恃，学习尤其重要。全文议论周密，说理透辟，具有较强的逻辑说服力。山水游记：如《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宋文六家之五：曾巩曾巩（1019-1083）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二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纤、曾绒、曾协、曾敦）。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直至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曾巩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纤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代表作《墨池记》等。宋文六家之六：苏洵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19岁时娶妻程氏，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

21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苏洵散文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纤徐宛转见长。代表作：《六国论》、《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等。《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蝇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殖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纤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遗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第三章王实甫生平与创作王实甫，大都人，《录鬼簿》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而位于关汉卿之后，据此推断他大约与关汉卿同时或稍后。天一阁本《录鬼簿》说他名德信，其他可靠的生平资料就很少。从贾仲明对他的吊词来看，他似乎是混迹于教坊勾栏的一个风流落拓的文人，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王实甫的剧作，见于载录的有十三种。现存的除《西厢记》外，尚有《丽春堂》，写金章宗时丞相完颜乐善仕途沉浮的故事；《破窑记》，写吕蒙正始贫终富过程中与刘月娥的曲折的婚姻，成就都不大。关于王实甫的评论资料：1、明•贾仲明《凌波仙》吊词：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飕飕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2、明•朱权《太和正音谱》：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3、金圣叹《第六才子书》批语：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日后定圈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天地妙文。4、王季思、黄秉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王实甫》：王实甫以他的杰出杂剧《西厢记》耀中国古代剧坛。在元代堪与关汉卿比肩；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可同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罗贯中、施耐庵、汤显祖、曹雪芹等并列。《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是王实甫的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贾仲明吊词《凌波仙》）。“西厢”故事的演变（1）唐•元稹《莺莺传》莺莺被弃后对张生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张生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成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谬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J“西厢”故事的演变（2）北宋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都曾歌咏崔、张恋爱故事。南宋罗炜《醉翁谈录》记载，当时的“说话”已有《莺莺传》名目；周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中又有“莺莺六幺”。“西厢”故事的演变（3）金代量解元把它改编成大型说唱文学样式《西厢记诸宫调》，世称《量西厢》。约五万言，用了一百九十多个套数，实际上是规模宏伟的长篇叙事诗或诗体小说。它虽然取材于《莺莺传》,但在主题思想、情节安排、人物性格等方面都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一部具有独创性的新作。“西厢”故事的演变（4）

22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西厢记》对传统杂剧的突破：突破四折的通例，扩展为五本二十一折；几个角色都可以唱；使用多种宫调，用韵广泛多变。《西厢记》的戏剧冲突一、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和以张生、莺莺、红娘为代表的叛逆者的矛盾；二、张生、莺莺、红娘三人之间的性格冲突。一主一辅两条线索，相互制约，起伏交错，推动剧情的发展。《西厢记》戏剧冲突的四个高潮佛殿巧遇一孙飞虎事件f张生计退贼兵一老夫人赖婚矛盾转移为张生、莺莺、红娘三人之间的性格冲突拷红四两拨千斤郑恒的“赖婚”，实则是老夫人的又一次“赖婚”从剧情来说，《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关目的布置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入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接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乂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西厢记》的思想意义反封建战斗性：（一）反对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要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二）反对封建的门第观念，坚持理想的爱情标准。董解元强调“自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而王实甫则鲜明地提出：“永志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强调“情”的自主，是进步潮流对封建伦理、封建礼教猛烈冲击的表现。人物群象老夫人一一典型的封建家长制代表，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赖婚，拷红，逼试。莺莺——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贵族少女。聪明美丽，温柔多情，外表矜持，内心炽热。佛殿邂逅，隔墙和诗，道场传情，月夜听琴，传简约会，自荐枕席。闹简，赖简。张生——善良、聪慧、痴情的书生，封建礼教叛逆者。执着诚挚，“傻角”、“疯魔汉”、“志诚种”；软弱，“银样蜡枪头”。红娘——封建礼教的拆除者，崔、张爱情的撮合者。她是剧中最动人的形象。聪明机智，勇敢泼辣，富有正义感。传书递简，拷红。人物形象分论张生：“志诚种”，多情而软弱。他既轻狂又诚实厚道，既洒脱又迂腐可笑。这个人物

23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大胆妄为，又十分痴情，显得迂腐而可爱。莺莺：容貌美与内在美相结合的贵族小姐形象。她敢于热烈地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但由于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后来，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红娘：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最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西厢记》的艺术成就（一）体制和形式上的突破和创新。五本二十一折多角色司唱（二）将复杂的矛盾冲突有机地组合为一个艺术整体。双线复合结构（三）成功地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描写心理描写烘托渲染（四）语言锤炼和运用方面也有突出成就。文采与本色相生优美典雅而又生动活泼《西厢记》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林黛玉的口，称赞它“曲词警人，余香满口二像“长亭送别”一折中莺莺的两段唱词：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端正好》）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篇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只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揭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用杀人也么哥！久己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叨叨令》）第一支曲化用范仲淹《苏幕遮》词句，既写秋天之景，又写离人之情，情景交融，臻于化境,遂成千古绝唱。第二支曲用经过锤炼的口语，一泻无余地倾诉了别离的愁闷。相同句式的排比，既加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又增添了浓重的感情色彩。《长亭送别》的艺术特色：（一）细腻的心理描写，浓郁的抒情意味。1、善于通过景物描绘，以景寓情：2、善于通过人物情态来揭示人物的心理感情；3、让人物在情节发展中触处生愁，直抒胸臆。（二）优美的戏剧语言。善于熔铸古典诗词的丽词雅句，又善于吸收和提炼通俗流畅的民间口语，形成一种含蓄凝炼、典雅优美而又生动活泼的独特语言风格。关汉卿是本色派的语言大师，王实甫则为文采派的杰出代表，《西厢记》在艺术上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其文辞之华丽、故事之曲折、文笔之细腻、人物之传神均属一流。

24白朴白朴（1226—？）字太素，号兰谷；原名恒，字仁甫，祖籍澳州（今山西曲沃），后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父白华，曾任金朝枢密院判官，又是著名文士。白朴出生时，金王朝已经在南宋和蒙古的两面夹击下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八、九年后，为蒙古所灭。白朴幼年经历颠沛流离，母亲也死于战乱中。长成后，家世沦落，郁郁不欢，不复有仕进之意，几次拒绝了官员的荐举，漂流大江南北十五年之久。五十五岁时定居金陵。在他的词和散曲中，常表现出故国之思、沧桑之感和身世之悲，情调凄凉低沉。如《夺锦标》词上阙中的一节：孤影长嗟，凭高眺远，落日新亭西北。幸有山河在眼，风景留人，楚囚何泣。白朴出身于具有浓厚文学气氛的家庭，少年时又随著名诗人元好问学诗词古文，在传统的文人文学方面有相当好的素养。在元代，白朴是最早以文学世家的名士身份投身于戏剧创作的作家。他的剧作见于著录的有十六种，完整留存的有《墙头马上》与《梧桐雨》两种。《墙头马上》这是一部爱情喜剧，取材于白居易新乐府诗《井底引银瓶》。在白朴以前，《井底引银瓶》的素材，已经受到民间艺人的重视。据宋周密《武林旧事》载，宋官本杂剧有《裴少俊伊州》一本；元陶宗仪《辍耕录》载金院本有《鸳鸯简》及《墙头马（上）》各一本，《南词叙录》载南戏有《裴少难墙头马上》。而宋话本《西山一窟鬼》中有“如捻青梅窥小（少）俊，似骑红杏出墙头”的插词，可见人们不断地改编这一故事，添加了不少情节，甚至确定了主人公的名姓。在此基础匕白朴的剧本也大大地丰富了原诗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白朴虽然以传统故事为框架，但他所写的人物，实际上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是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形象。主题意义在白居易的诗中，描写了一个少女与情人私奔而最后遭遗弃的故事，其主题在诗的小序中明言为“止淫奔”，是为道德教化而作的。而白朴杂剧的主题是热情赞美男女间的自由结合，从“止淫奔”变成了“赞淫奔二剧情介绍尚书裴行检的儿子少俊，奉唐高宗命去洛阳买花。一日经过洛阳总管李世杰的花园，在马上看见他家女儿倚墙而立，便写诗投入。李千金写了答诗，约他当夜后园相见。少俊果然从墙头跳入，被李千金乳母发现，二人当夜私奔。少俊携李千金回到长安家中，将她藏在后花园。两人共同生活了七年，生子端端六岁，女儿重阳四岁。清明节，少俊陪同母亲外出祭奠，裴行检因身体欠佳留在家中，偶然来到花园，碰见端端兄妹，询问后得知始末。裴行检认为李千金行为失检，命少俊写休书赶李千金回家，却留下了两个小孩。李千金回到洛阳家中，因父母已亡，在家守节。后来裴少俊中进士，任官洛阳令，并将父母迎至任所，他欲与李千金复合，李千金怨恨他休了自己，执意不肯。这时裴行检才知李千金是他旧交李世杰之女，以前也曾为儿女议婚。一番说明与求情之后，尤其是以母子之情打动李千金，夫妇二人才破镜重圆。人物形象李千金：剧中最重要和最具有个性的人物。她不但一开始就主动约裴少俊幽会，声称‘'既待要暗偷期，咱先有意，爱别人可舍了自己”，而且自始至终，都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私奔行为辩护，用泼辣的语言回击裴尚书等人对于自己的指责。在“大团圆”的庆宴上，她还这样唱道：“只一个卓王孙气量卷江湖，卓文君美貌无如。他一时窃听求凰曲，异日同乘驷马车，也是他前生福。怎将我墙头马上，偏输却沽酒当炉。”她还一再地大胆表述对于满足情欲的要求，如刚出场的唱词：“我若还招得个风流女婿，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宁可教银缸高照，锦帐低垂，菌茗花深等并宿，梧桐枝隐凤双栖。这千金良夜，一刻春宵，谁管我衾单枕独数更长，则这半床锦褥枉呼做鸳鸯被。”总之，通过李千金这一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剧本对自由的爱情、非礼的私奔、男女的情欲都作出率直坦露、毫无畏怯的肯定和赞美，比之《西厢记》更有一种勇敢的气派。

25李千金不仅希望得到爱情，而且把婚姻自主看成是人生的权益，认为像卓文君那样私奔是合情合理的事。因此，当她爱上了裴少俊，便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不过，这仅仅是李千金追求的一个方面。和一般怀春少女不同的是，她更加看重人格的尊严。第三折，有这样一段对白：尚书云：……你比无盐败坏风俗，做的是男游九郡，女嫁三夫。正旦云：我则是裴少俊一个。尚书怒云：可不道“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你还不归家去。正旦云：这姻缘也是天赐的。李千金说她只钟情于一人，说姻缘天赐，无非是反驳裴尚书的污蔑，强调自己行为的合理和人格的纯洁。在第四折，她拒绝裴家父子，拒绝一贯梦寐以求的婚配，正是受损害者作出的抗争。她对少俊并非没有感情，但为了维护尊严，她甚至准备割舍。在戏里，作者让人们看到，渴望爱情的李千金，所看重的又非仅仅是爱情。由于李千金注重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因此，她敢于把封建道德和封建伦理，统统扔到脑后，理直气壮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表现出坚毅倔强的个性。艺术特色《墙头马上》以紧凑、生动的情节安排见长。在这个戏里，作者充分显现出他擅于通过戏剧场面刻划人物形象的才能。像在第三折裴尚书撞见了重阳和端端，便打醒了正睡得糊涂的院公查问：（院公做醒着扫帚打科，云：）打你娘，那小厮！（做见懵科，尚书云）这两个小的是谁家？（端端云）是装家。（尚书云）是那个裴家？（重阳云）是裴尚书家。（院公云）谁道不是裴尚书家花园，小弟子还不去！（重阳云）告我爹爹妈妈说去。（院公云）你两采了花木，还道告你爹爹妈妈去。跳起您公公来打你娘！（两人走科，院公云）你两个不投前面走，便往后头去！这一段戏，把小孩子的天真无邪和老院公力图遮掩的狼狈相，描绘得栩栩如生。在裴尚书不阴不阳满腹狐疑的态度面前，端端、重阳活蹦乱跳，实话实说；老院公手足无措，支支吾吾。这充满喜剧性的场面使人忍俊不禁，她使人为李千金捏一把汗，人物的形象就在戏剧的冲突中凸现出来。《梧桐雨》这一剧本取材于白居易的诗《长恨歌》，但又并不是对《长恨歌》的直接改编，在材料处理上有许多不同。《梧桐雨》没有把杨、李的爱情写得那么“纯洁”、“真挚”。它不仅不回避唐明皇父纳子妇的历史事实，还依据野史传闻点明了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可见它并不是以单纯的爱情为主题的。另外，《梧桐雨》虽然比《长恨歌》更多地涉及唐明皇专任恩彳幸、耽于享乐而招致战乱的问题，但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展开，所以它也不是一部以总结政治教训为目的的历史剧。《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现有明嘉靖间李开先刻《改定元贤传奇》本、明万历间继志斋刻本、明脉望馆藏《古名家杂剧》匏集本、《元明杂剧》本、明顾曲斋刻《元人杂剧选》本、《元曲选》丙集本、《酹江集》本、《元曲大观》本、《古今名剧选》卷一本、《元人杂剧全集》本。剧情：主要写安史之乱前后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悲欢离合。共四折一楔子：安禄山有一次未能完成军令，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本欲将他斩首，惜其骁勇，将他押至京城问罪。丞相张九龄奏请明皇杀掉安禄山，明皇不从，反而召见授官。此时贵妃正受宠幸，奉明皇命收安禄山为义子，赐洗儿钱。后来安禄山因与杨国忠不和，出京任范阳节度使。七月七日，贵妃与明皇在长生殿欢宴。明皇将金钗钿盒赐给贵妃，酒酣之际，二人深感牛郎织女的坚贞，对星盟誓，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好景不长，天宝十四年，贵妃正在品尝她喜爱的荔枝，安禄山谋反的消息传到，明皇携贵妃仓皇入蜀。驻扎马嵬驿时，军队起了骚乱。龙武将军陈元礼请明皇诛杀祸国殃民的杨国忠，明皇依言而行。但军队仍不肯前进，陈元礼又请诛媚惑君王的杨贵妃。明皇无奈，令高力士将杨贵妃带到佛堂中，由她自尽。这样，军队得到了安抚，保护明皇逃亡。肃宗收复京都后，太上皇（明皇）闲居西宫，悬挂贵妃像，与之朝夕相对，追念不己。一夜，明皇正在梦中与贵妃相见，却被梧桐雨惊醒。他追思往日与贵妃欢爱情景，惆怅万分。主题从全剧的核心部分——

26曲词来看，它的重心实际是以作者自身的体验为依据，来摹写唐明皇的内心世界：山于政治上的失败和因此造成的唐王朝山盛及衰的转变，他从权力的顶峰跌落,失去繁华辉煌的生活，失去美如天仙的杨妃和如痴如迷的爱情，在孤独与苍老中感受着美好往II如梦消逝以后的寂寞与哀伤，一种对盛衰荣枯无法预料和把握的幻灭感。这既是写历史人物，也渗透了作者因金国的灭亡而产生的人世沧桑和人生悲凉之感。《梧桐雨》的抒情气氛特别浓郁，并通过大量化用古典诗词的意境、意象，把语言写得非常华美。像第一折写七夕之夜的《忆王孙》：瑶阶月色晃疏根，银烛秋光冷画屏。消遣此时此夜景，和月步闲庭，苔浸的凌波罗袜冷。而尤其是第四折，全部二十三支曲子几乎都是唐明皇的内心独白，写他的忆旧、伤逝、相思、愧悔、孤独、哀愁等种种心情。其中后十三支曲子，通过对秋雨梧桐的描写，反复地以凄凉萧瑟的环境与人物的心境相互映照，彼此交融，获得强烈的抒情效果。如最后i曲《黄钟煞》：斟量来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马致远马致远，名不详，晚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大都人。他的年辈晚于关汉卿、白朴等人,生年当在至元（始于1264）之前，卒年当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间。曾任江浙行省务官。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有“曲状元”之誉（贾仲明所作吊词）。马致远的作品见于著录的有十五种，今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青衫泪》、《陈技高卧》、《任风子》六种，另有《黄粱梦》，是他和几位艺人合作的。关于马致远的评论资料：1、明•贾仲明《凌波仙》吊词：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庾（吉甫）白（朴）关老（汉卿）齐肩。2、明•朱权《太和正音谱》：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指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景福》（魏•何晏《景福殿赋》）两相颉顽（xi6hdng）,有振鬣长鸣，万马皆喑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3、清•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马致远号东篱，元人曲中巨擘也。昭君和亲故事的演变《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种，敷演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历史上的这一事件，从西汉到元初，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它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大致情节是：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以宫人王端赐呼韩耶单于为阕氏；昭君入匈奴，生二子；呼韩耶死，从成帝敕令，复为后单于阕氏。元帝时，汉强匈奴弱，昭君出塞，是元帝主动实行民族和睦政策的具体表现。而《后汉书•南匈奴传》加上了昭君自请出塞和辞别时元帝惊其美貌、欲留而不能的情节，使之带上一种故事色彩。后世笔记小说、文人诗篇及民间讲唱文学屡屡提及此事，对历史事实多有增益改造。《汉宫秋》马致远的《汉宫秋》在传说的基础上再加虚构，把汉和匈奴的关系写成哀弱的汉王朝为强大的匈奴所压迫；把昭君出塞的原因，写成毛延寿求贿不遂，在画像时丑化昭君，事败后逃往匈奴，引兵来攻，强索昭君；把元帝写成一个软弱无能、为群臣所挟制而又多愁善感、深爱王昭君的皇帝；把昭君的结局，写成在汉与匈奴交界处的黑龙江投江自杀。这样，《汉宫秋》成了一种假借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加以大量虚构的宫廷爱情悲剧。《汉宫秋》全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流传版本有：明脉望馆藏《古名家杂剧》本、明顾曲斋刻《元人杂剧选》本、《元曲选》甲集本、《解江集》本、《元杂剧二种》本、《元曲大观》本、《元曲四种》本、《元人杂剧全集》本。剧情介绍

27汉元帝因后宫寂寞，听从毛延寿建议，让他到民间选美。王昭君美貌异常，但因不肯贿赂毛延寿，被他在美人图上点上破绽，因此入宫后独处冷宫。汉元帝深夜偶然听到昭君弹琵琶，爱其美色，将她封为明妃，又要将毛延寿斩首。毛延寿逃至匈奴，将昭君画像献给呼韩邪单于，让他向汉王索要昭君为妻。元帝舍不得昭君和番，但满朝文武怯懦自私，无力抵挡匈奴大军入侵，昭君为免刀兵之灾自愿前往，元帝忍痛送行。单于得到昭君后大喜，率兵北去，昭君不舍故国，在汉番交界的黑龙江里投水而死。单于为避免汉朝寻事，将毛延寿送还汉朝处治。汉元帝夜间梦见昭君而惊醒，又听到孤雁哀鸣，伤痛不已，后将毛延寿斩首以祭奠昭-T4o主题《汉宫秋》是一出末本戏，主要人物是汉元帝，剧中写皇帝都不能主宰自己、不能保有自己所爱的女人，那么，个人被命运所主宰、为历史的巨大变化所颠簸的这一内在情绪，也就表现得更强烈了。事实上，在马致远笔下的汉元帝，也更多地表现出普通人的情感和欲望。如：当臣下以“女色败国”的理由劝汉元帝舍弃昭君时，他忿忿地说：“虽然似昭君般成败都皆有，谁似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浦桥送别时，他感慨道：“早是俺夫妻悒快，小家儿出外也摇装。”（古代习俗，将远行者，预期择吉出门，亲友于江边饯行，上船移棹即返，另日启行，称遥装，亦称摇装。）对夫妻恩爱的平民生活流露出羡慕之情。尤其第四折“孤雁惊梦”一大段凄婉哀怨的唱词，表现出汉元帝对情人的无限思恋，把剧本的悲剧气氛渲染得愈加浓郁。这里在塑造戏剧人物的同时，也直接抒发了作者对历史变迁、人生无常的感受。元杂剧其他剧作一、纪君祥《赵氏孤儿》纪君祥，大都人，生卒年代及生平事迹均不详。所作杂剧著录有六种，仅有《赵氏孤儿》完整传存。这个剧本很早就传入欧洲，一七五四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把它改编为歌剧《中国孤儿》。这部剧作确实歌颂了中国的传统道德,但应该注意到，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剧中人物在道德完成中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剧情介绍《赵氏孤儿》的剧情，主要是根据《史记•赵世家》所记春秋晋灵公时赵盾与屠岸贾两个家族矛盾斗争的历史故事敷演而成，并强调了屠岸贾作为“权奸”和赵氏作为“忠良”之间的道德对立。剧中写赵盾全家被屠岸贾抄斩，赵盾之子赵朔为驸马，也被逼自杀，其妻亦被囚禁并在此时生下赵氏孤儿。赵朔门客程婴将孤儿偷带出宫时，被奉屠岸贾之命把守宫门的韩厥发现，但韩厥不愿献孤儿以图荣进，遂放走程婴，自刎而死。继而屠岸贾下令杀死全国出生一个月至半岁的婴儿，程婴与赵盾友人公孙杵臼商量，以自己的儿子冒充赵氏孤儿，然后出面揭发公孙收藏了他。公孙与假孤儿被害，真孤儿得以保全，长成后程婴向他说明真相，终于报了大仇。在表现复仇意识时，作者强调了弱者时于残暴势力压迫的反抗。屠岸贾杀绝赵氏一门三百余口，又为了斩草除根而准备杀尽晋国所有婴儿，这为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的自我牺牲提供了较之单纯的“忠”更具人情味的道义根据。包括韩厥决定放走程婴和所携赵氏孤儿时的一段唱词，“子见他腮脸上泪成痕，口角内乳食喷，子转的一双小眼将人认。紧帮帮匣子内束着腰身，低矮矮怎舒伸”，也表达了对无辜的弱小者的同情。因而，他们或杀身成仁、或忍辱负重以实现其自觉承担的使命的行为，便有了人格完成的意义和崇高的悲剧美感。艺术特色《赵氏孤儿》戏剧冲突尖锐激烈，矛盾连续不断，层层迭进，气氛始终紧张而扣人心弦，因此，戏剧效果也特别强烈。二、石君宝《秋胡戏妻》《秋胡戏妻》，全称《鲁大夫秋胡戏妻》，被认为是石君宝的代表作。

28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列女传》，讲述鲁人秋胡娶妻五日便出游为官于陈，五载方归，还乡途中遇美貌采桑女，出言调戏，继而黄金相诱，女子不从。及至秋胡归家，方知桑园调戏之女乃是其妻。妻羞愤交加，怒斥秋胡，“不堪与语”，投河而死。石君宝将故事进行了改编和加工，添加了一些情节，加强了故事的曲折性。女主人公有了自己的姓名：罗梅英。不知剧作家是不是出于怜惜之情,没有让梅英走上绝路，而是安排她不忍秋胡老母的苦苦哀求,尽释前嫌，与秋胡言归于好，故事得以大团圆收场。剧情介绍写秋胡新婚才3日，即被征召入伍，妻罗梅英在家含辛茹苦，侍奉婆婆。财主李大户倚势谋娶，遭梅英拒绝。10年后，秋胡得官荣归，在桑园相遇，竟调戏梅英。梅英发现在桑园中倚仗权势、金钱调戏自己的，竟是自己苦苦等了十年的丈夫时，不但愤怒斥骂，还主动向秋胡索取休书，最后还提出要“整顿妻纲”。这对视女子为男子的附属品、只要求女子守节而纵任男子胡作非为的封建婚姻制度，是颇为大胆的挑战，包含着一定的男女平等意识。可惜这个剧的结局，仍然是“大团圆”，梅英迫于婆母之命，勉强相从。三、郑光祖《倩女离魂》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附近）人，生卒年不详。周德清《中原音韵》把他与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并列，后人称为“元曲四大家”。剧作见于著录的有十八种，今存八种：《倩女离魂》、《王粲登楼》、《信梅香》、《周公摄政》、《三战吕布》、《智勇定齐》、《伊尹耕莘》、《老君堂》。关于郑光祖的评论资料：1、元•钟嗣成《录鬼簿》：（郑）光祖，平阳人，以儒补杭州路吏。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名闻天下，声彻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2、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郑德辉《倩女离魂》［越调•圣药王］内：”近蓼花，缆钓槎，有折蒲衰柳老兼葭，过水洼，傍浅沙，遥望见，烟笼寒水月笼沙，我只见茅舍两三家。”如此等语，清丽流便，语入本色。然殊不秋郁，宜不谐于俗耳也。3、明•孟称舜《柳枝集》评：酸楚哀怨，令人肠断。昔时《西厢记》，近日《牡丹亭》，皆为传情绝调，兼之者其此剧乎。《牡丹亭》格调原祖此，读者当自见也。《倩女离魂》《倩女离魂》是郑光祖的代表作。此剧据唐人陈玄祐传奇《离魂记》改编而成，写王文举与张倩女原系“指腹为婚”，但张母嫌文举功名未就，不许二人成婚。文举被迫上京应试，倩女忧念成疾，灵魂离开躯体去追赶王文举，与之相伴多年。王文举中状元后，携倩女魂归至张家，离魂与病卧之身重合为一，遂欢宴成亲。《离魂记》本是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郑光祖巧妙地利用故事原有的情节，从两方面写出旧时代女子在礼教扼制下的精神生活。一方面,倩女的离魂为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婚姻,也为了防备对方登第后另娶高门，大胆私奔，追赶情人：在受到王文举所谓“有玷风化”的指责时，她以“我本真情”为对抗的理由，坚决不肯回家。离魂代表了妇女们内在的欲望和情感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倩女的身躯辗转病床，苦苦煎熬，寸步难行；当王文举寄信到张家，说要和妻子（即倩女魂）一同回来时，病中的倩女之身并不知内中真情，以为他另有婚娶，不由得悲恸欲绝，这一个倩女形象反映了妇女们在婚姻方面受抑制、受摧残而不能自主的可悲事实。所以，这一剧作不仅情节离奇，而且在离奇的情节中表现了较为深刻的内涵。在根本上，它指出了人的天然情感的不可抑制，正如倩女所唱的“你不拘箝我可倒不想，你把我越间阻越思量”，伸张了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作者用躯体和魂魄分离的大胆想象，表现了一个大家闺秀的双重人格，一方面，谨小慎微，恪守闺女道德操守，另一方面，大胆泼辣，无拘无束，勇敢地追随爱情而去，热烈地投入心爱人的怀抱而不顾名分。这种双重人格，在封建礼教的藩篱下，实际上道出了不少青年女子的心声。但大多数人敢想而不敢行，所以，才使此剧获得空前成功。艺术特点《倩女离魂》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笔墨细腻但并不感纤巧，文

29词精美却不显雕琢。第二折写离魂月夜追赶王文举的情景，曲词和宾白水乳交融，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把倩女焦急盼望的心理，慌忙赶路的情形，以及江岸月夜的景色都描绘得十分细致逼真。尤其是写离魂追到江边的几支曲，充满了诗情画意。以其中的《小桃红》为例：我蓦听得马嘶人语闹喧哗，掩映在垂杨下，唬的我心头丕丕那惊怕。原来是响当当鸣榔板捕鱼虾。我这里顺西风悄悄听沉罢，趁着这厌厌露华，对着这澄澄月下，惊的那呀呀呀寒雁起平沙。把诗词的意境同剧中人物的心情结合起来，用了活脱语言写出，清丽而流动。第三折写倩女卧病相思，自怜自叹的曲子《普天乐》，柔情婉转，哀怨动人：想鬼病最关心，似宿酒迷春睡。绕晴雪杨花陌匕趁东风燕子楼西。抛闪杀我年少人，辜负了这韶华日。早是离愁添萦系，更那堪景物狼藉。愁心惊一声鸟啼，薄命趁一春事已，香魂逐一片花飞。南戏南戏是宋元时代流行在我国南方地区的用南曲演唱的戏曲艺术。它是我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因其最早产生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故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或“永嘉戏曲”。它经过长期发展，到元末趋向成熟，后来演化为明清戏剧的主要形式——传奇。南戏音乐特点①南戏唱腔称南曲，曲调属五声音阶，多平稳进行，有其惯用的特性音调，形成南曲唱腔绵密柔丽的特色。唱词用韵基本上以南方江浙一带语音为标准，有平上去入之别，每套曲牌不限一韵。节奏规整舒长，字少腔多。其节拍形式，除散板、慢板、快板与北曲相同外，还应用了一种更慢的节拍——赠板（8/4拍或4/2拍）。表达人物内心情感更为深刻细腻。另外，初期的南曲如徐渭所说，是“亦罕节奏”的“随心令”一类，明代中、后期才对板式的讲求严格起来，形成板数和下板位置均有定制的固定板式。②音乐结构形式原系民歌体，形式活泼、自由，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曲牌联套结构。每套曲牌可以分为引子、过曲（中间主体部分）和尾声3部分。它虽有一定的联套程序，但在实际运用时相当灵活，并创造出集曲和南北合套等新的处理曲牌形式及套曲结构的方法，丰富、扩展了原有曲牌的表现力。③南曲对宫调的运用虽较自由；但作为套曲结构，仍须考虑曲牌的前后连接在调高、音域及曲调方面的和谐统一。因此，各种曲牌需要有一定的归属和类别，为编制新腔和演员的演唱提供方便。因此，南曲用宫调比较自由，每出每套皆不限一种宫调，这在戏曲音乐发展过程中是一种进步。④南戏的各种角色均可演唱；除独唱外，还有对唱、轮唱及合唱。独唱用以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对唱、轮唱用以交流人物间的思想情感和促进戏剧矛盾的发展，合唱用以突出语意。烘托气氛和渲染环境，这些都是增强戏剧性的重要手法。在南北曲交流中，南曲吸收了北曲的一些演唱技巧，在演唱艺术上有很大提高。⑤前期，南戏的演唱以徒歌为主。这种徒歌常以板来控制节奏和衬托唱腔。后来，以笛、鼓、板为主要伴奏乐器，如明代沈德符《顾曲杂言》所说：“南曲不仗弦索为节奏。”至于加用笙、琵琶、三弦等为唱腔伴奏，可能是明代以后的情况。南戏角色行当南戏的角色，通常为生、旦、净、丑、末、外、贴等七种。其中以生、旦为主，展开剧情，其他脚色皆为配角。生：戏中的男主角，一般扮演书生、秀才、状元之类的人物。旦：戏中的女主角，所扮演的人物一般都为青年女子。净：净本有正净和副净之分，南戏中只有副净。副净出于唐代参军戏中的参军这一角色，故他所扮演的人物一般也都具有滑稽打浑的特征。丑：在戏中所扮演的人物大致和净所扮人物相同，也是插科打浑一类的人物。末：末也有正末和副末之分，而南戏也只有副末。副末在戏中一是用以开场，二是扮演次要的男性人物。副末与副净相对，盖源于唐代参军戏中的苍鹘，故也带有插科打评的特征。外：南戏中的外，扮演老年男子，或老年妇女。南戏剧H

30自宋元以来，有名目留存的南戏共238种，有残文佚曲流传的约为130多种，但现有完整剧本流传的仅19种。早期南戏作品以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为主，主要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包括三本戏文：《张协状元》、《小孙屠》和《宦门子弟错立身》。元末明初流行的《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合称“四大南戏”,是南戏在元末明初的代表作品。《琵琶记》是南戏发展的顶峰，由温州瑞安人高明于元朝至正年间，依南宋流传的《赵贞女蔡二郎》戏文编撰而成。《琵琶记》在中国戏剧史上被称为“词曲之祖”，是南戏时代与传奇时代间的桥梁，对明代戏曲创作的影响非常深远。南戏的思想内容涉及面广，有关于婚姻、爱情的剧作和揭露社会黑暗的公案剧，其中以“负心”戏和“乱离”戏最为突出。因为，宋元时代，战乱频仍，造成了骨肉离散，引起了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也就为当时很多南戏作家所关注。像杂剧中《梧桐雨》、《汉宫秋》一类借历史故事表现作者自身的人生感慨、历史意识而抒情性很强的作品，在南戏中几乎没有。南戏的艺术形式（一）篇幅较长，以“出”为基本组织单位，一出连一出，直到剧终。（二）剧本开头，都有题目正名和副末开场。（三）以南曲为主，间用北曲、南北合套。（四）每场戏，曲牌不限一个宫调，唱词也不限于通押一韵。（五）凡登场的各门脚色，都可唱，有独唱、对唱、轮唱、合唱。（六）脚色分为生、旦、净、末、丑、贴、外七色，以生、旦为主。（七）伴奏乐器，至少有鼓、笛、拍板。《琵琶记》，元末南戏，高明撰。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共四十二出。被誉为传奇之祖，是我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高明高明（1307?〜1359）,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自少即以博学著称，求学于理学家黄港门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做过多任地方官。任职期间，颇有能声。至正十一年（1351）,从军南征方国珍起义，因与统帅论事不合，兼之目睹时政日非，在对现实生活失望的同时，感悟''功名为忧患之始”（元赵访《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庆归永嘉序》），萌生了隐遁的念头。约在至正十六年（1356）之后，隐于浙东宁波的栋社，以词曲自娱，并创作了《琵琶记》。他的剧作除《琵琶记》外，还有《闵子骞单衣记》，已佚。另有少量诗文传世。《琵琶记》是根据早期的宋元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此剧写“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高明把蔡伯喈的形象和故事的结局进行重大改造，使人物、主题、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蔡伯喈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剧情（1）

31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开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从，邻居张大公也在旁劝说。伯喈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试。应试及第，中了状元。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伯喈以父母年迈，在家无人照顾，需回家尽孝为由，欲辞婚、辞官，但牛丞相与皇帝不从，被迫滞留京城。自伯喈离家后，陈留连年遭受旱灾，五娘任劳任怨，尽服侍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则背着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时痛悔过甚而亡，蔡公也死于饥荒。而伯喈被强赘入牛府后，终日思念父母。写信去陈留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书房弹琴抒发幽思，为牛氏听见，得知实情，告知父亲。牛丞相为女儿说服，遂派人去迎接伯喈父母、妻子来京。剧情（2）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食，往京城寻夫。来京城，正遇弥陀寺大法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至牛府，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氏，牛氏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后皇帝下诏，旌表蔡氏一门。人物形象赵五娘是全剧中最为光辉的人物，是一个贤孝妇的形象。丈夫进京赶考，她独自一人在家侍奉公婆，承担起家庭的全部重担。饥荒年间，她把可怜的救济粮留给公婆，自己却在背后偷偷吃糠。公婆死了，无钱买棺材，她剪下头发，沿街叫卖。无钱请人埋葬公婆，她麻裙包土,自筑坟台。然后描容上路，进京寻夫。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悄悄地作出自我牺牲，以柔弱的肩膀，承担起生活重担，既尽了心，又尽了力。在赵五娘身上体现出中华民族多方面的优秀品德。《琵琶记》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揭示出赵五娘的不幸，其实也是礼教纲常所造成的。蔡伯喈被塑造成贤孝子的形象，又是一个有情的丈夫。他在京城，处于富贵生活之中，并没有忘掉父母的养育之恩。他还时时想到父母的衣食冷暖，担心父母在家挨饥受饿，还设法给父母寄钱寄信，处于锦衣玉食之中，他还有一颗对父母的爱心，还保存有骨肉之情。比之于那些投靠权贵，认贼作父，忘恩负义的衣冠禽兽来说，他确是一个有品德，有孝心的儿子。他被迫招赘牛府，生活在温柔之乡，但他时时想着家中的妻子赵五娘。他并没有因入赘牛府就忘却自己的糟糠之妻，还是那样一往深情的爱她。他是一个忠于爱情，有良心，有善心的丈夫。但是，蔡伯喈形象又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从君从父的伦理要求,使他难以违抗；家庭的灾难，又使他难辞其咎。所以他始终处于夹缝之中，难以两全。正是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软弱性格，造成了蔡伯喈的人生悲剧。结构《琵琶记》是双线结构。一条线是蔡伯喈上京考试入赘牛府；一条线是赵五娘在家，奉养公婆。两条线索交错发展，对比排列，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效果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前边写了蔡伯喈蟾宫折桂，杏园奉宴，志得意扬，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典卖钗梳首饰，勉事姑婶；前边写了蔡伯喈洞房花烛，“画堂中珠围翠拥”，后边接着写赵五娘自食糟糠，公婆愧悔自己误责媳妇，一亡一病；前边写蔡伯喈中秋赏月，“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剪发买葬、罗裙包土埋葬公婆后，背着琵琶上京寻夫。贫富悬殊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加强整部戏的悲剧气象.语言《琵琶记》的语言，文采和本色两种兼备。蔡伯喈在京城生活这条线的人物，用的是文采语言，词句华美，文采灿然，语言富于色彩，讲究字句的雕琢，典故的运用，是一种高度诗化的语言，是一种高雅的语言。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富贵生活的环境而决定的。蔡伯喈、牛小姐、牛丞相等，都是很有知识的人，说起话来，自然就雅，这是符合人物身份的。他们生活在相府之中，住的是亭台楼阁的华屋，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用华丽的语言来写豪华的生活，才能和谐一致。赵五娘这条线的人物，用的是本色语言。自然朴实，通俗易懂，生活气息很浓。不讲究词藻的华丽，典故的运用，词句的雕琢。这是一种接近于人民生活的语言。赵五娘这条线上的人物，使用本色语言，也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贫穷生活而决定的。赵五娘、蔡公、蔡婆、张广才等，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人，自然不会咬文嚼字。他们生活在农村，住的是民房，过的是农村生活，用朴素的语言来描绘这种生活，才能和谐一致。剧中两种不同的人物，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构成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这是《琵琶记》运用语言的独特之处。

32悲剧意蕴封建伦理，是统治者赖以维护封建秩序的支柱。然而，伦理纲常本身是存在缺陷的。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即是因为伦理纲常本身经常出现抵悟的局面。蔡伯喈服从了皇帝朝廷，便照顾不了父母家庭；反过来，他要做“孝子”，便做不了“忠臣二至于个人的意愿，更遭到无情的践踏。这一来，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的蔡伯喈，只能陷入两难的境地之中。《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四大南戏”元末明初出现的著名南戏《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被称为“四大南戏”，简称荆、刘、拜、杀。《荆钗记》《荆钗记》一般认为是元人柯丹邱所作，剧本叙穷书生王十朋和大财主孙汝权分别以一支荆钗和一对金钗为聘礼，向钱玉莲求婚，钱玉莲因王十朋是“才学之士”，留下了他的荆钗。成婚后，王赴京考中状元，因拒绝万俟丞相的逼婚，被调至烟瘴之地潮阳任职。他的家书被孙汝权截去，改为“休书”，玉莲不信“休书”是真，坚拒继母要她改嫁孙汝权的威逼，投江自杀，被人救起。王十朋闻知玉莲自杀，设誓终身不娶。后夫妻间仍以荆钗为缘，得以团聚。剧本通过王十朋与妻子钱玉莲“贫相守，富相连，心不变”的婚姻故事，塑造了一对忠于爱情，坚贞不屈，富贵不能动其情，威逼不能屈其志的“义夫节妇”形象。《白兔记》《刘知远白兔记》是“永嘉书会才人”在《五代史平话》和《刘知远诸宫调》等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现存的几种明代加工本情节稍有差异。刘知远为五代后汉开国皇帝，作为一个穷军汉出身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人，他一直使老百姓感兴趣。剧本的中心内容，就是写他的“发迹变泰”以及他和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刘知远未发迹时落魄潦倒，后被李文奎收留作佣工，李文奎见他身有帝王之相，就将女儿李三娘嫁给他。李文奎死后，刘知远不堪忍受三娘兄嫂李洪一夫妇的欺侮，弃家投军，被岳节使招赘，建立功业。三娘在家受尽欺凌，在磨房生下儿子咬脐郎，托人送至刘知远处。咬脐郎长成后，因追猎一只白兔，与生母相会，终于全家团圆。《白兔记》通过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与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表达了“贫者休要相轻弃，否极终有变泰时”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首先剧本成功地描绘出李三娘这一普通妇女的悲惨命运，刻画了她忍辱负重、忠贞不渝、坚韧顽强的性格。其次，能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再次，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充满朴野之趣。《拜月亭》《拜月亭》又名《幽闺记》，是根据关汉卿杂剧《拜月亭》改写而成，作者相传是施惠。它是“四大南戏”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名剧。此剧以金末动乱为背景，描述了蒋世隆和王瑞兰、陀满兴福和蒋瑞莲两对年青人在乱世中流离失所，历经磨难，最终结为夫妻的离合悲欢。此剧谴责了嫌贫爱富的封建门第观念，歌颂了患难与共的男女真情，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才子佳人戏的格局。在艺术上，首先是把爱情故事置身于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上去描写，展现了广阔的社会风貌，也使故事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第二，人物刻划相当成功，善于描摹人物细致微妙的内心活动及矛盾心理，塑造人物丰富的性格。第三，情节曲折生动，关目奇巧，在悲剧性的情节中巧妙地运用巧合、误会、插科打评等表现手法，寓庄于谐、悲喜交融。第四，曲文本色自然，而又时露机趣，富有形象性和节奏感。《杀狗记》

33《杀狗记》与后期杂剧作家萧德祥的《杀狗劝夫》情节相同，但孰为先后难以推断。其作者,前人多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徐脉，但实际上他不太可能是此剧的原始作者，而只是改编者。剧中写富家子弟孙华交结市井无赖，并受他们的挑拨而将胞弟孙荣赶出家门。孙华妻杨月真为了劝夫悔改，杀了一条狗扮为人尸放在门外，使酒醉归来的孙华误以为祸事临门。他的那帮市井朋友不但不肯应邀帮忙，反向官府告发，还是孙荣为他“埋尸”避祸。最后真相明了，兄弟重归于好。这也是一出家庭伦理剧，强调了稳定的家庭秩序的重要，提倡“亲睦为本”、“孝友为先”、“妻贤夫祸少”等伦理信条。它虽是以道德训诫的面目出现，却是针对着因财产争执而使宗法家庭遭到破坏的现实，有着很实用的意义。在艺术上，此剧较为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