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的文化背景及宋初词人之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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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宋初的文化背景宋承周祚，公元960年，赵匡胤以陈桥兵变，开启了大宋江山的三百年基业。赵匡胤生在后唐天成二年(927)，《宋史》说他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这是史家说开国皇帝的旧套，不过说他做皇帝早有预兆。不知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是否预示他赵家能做得天下三百年？赵氏开基，与历代不同，虽然是“兵变”，可基本上是兵不血刃就夺了天下。得起来容易守起来就难，赵氏有其先天的不足。若王夫之《宋论》中说：“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古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

2、吏民。”有此“先天不足”，而赵氏能受非常之命，终以一统天下，垂及百年，而世称盛治者何？用王夫之的话说是“唯其惧也”!“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宋论》)赵氏江山能绵延三百年，应从其“文治”的功夫看，盖与宋祖生时异香不散、金体不变没有多大关系。宋代一则笔记里说“太祖少亲戎事，性好艺文”(《宋朝事实类苑》引《傅简公佳话》)，从史乘所载来看，太祖好读书，重儒士，是公认的。如他曾说过：“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涑水旧闻》)“作宰相当须用儒者。”(《文正公笔录》)又，宋初太祖要改年号，要

3、求宰臣找“古来未尝有者”用之，宰臣建议用“乾德”为号。乾德三年平蜀，在一面镜子上，太祖看到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他怪而问宰相，皆不能对。乃召学士陶谷、窦仪问之，窦仪说，蜀主曾有此号。太祖因而说“作宰相须是读书人!”从此大重儒臣矣(《宋朝事实类苑》卷第一)。又，陆游《避暑漫抄》载：艺祖(即赵匡胤)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虽腹心大臣……亦不知

4、也。靖康之变，兵人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见《说郛三种》四第1784页)第一条是说不杀柴家人，也见得太祖之仁，也见得太祖之愧。夺了人家天下，而能优厚其子孙，也算他宽缓不苛。第三条只是强调前两条之必须遵守。第二条遂关文治之旨矣!优厚文人士大夫的政策，使得有宋一代的文人得以成为真正的文人。除了平定南方和统一中原以外，宋初帝王几无武功可言。政治上是保守的，军事上是无力的。时人已无初、盛唐

5、时建功立业之心志与胆魄，时代精神完全由外张而转为内敛。宋初几代皇帝，皆在文化建设上颇下功夫，如倡读书，重文士，以使宋初文人之学问远比唐人丰富，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儒释道等无所不包，文人即学者，学者亦文人。从文艺创作的心态言，亦与整个文化大背景同，是以向内收敛为要旨。赵氏立国，有五代一批文人人宋，如徐铉、杨徽之、李肪等，皆三四十岁人，五代柔弱之风既已定型，又兼明哲保身，不思张扬，故其作诗也，或取悦君王，粉饰太平而应制；或吟玩性情，自我愉悦而酬唱，盖无多少艺术价值可言。宋初应制唱和之诗极盛行，这一方面有如上所说是文人明哲保身、取悦君王的原因

6、；一方面也是因为君王颇好此道，每加提倡。应制献诗，自多取悦之心；臣僚酬唱，率吟闲适之情。宋初有三馆，即史馆、昭文院、集贤馆，三馆为储才之地，故文人一登馆职，遂为名流。且馆阁学士与翰林学士知制诰均为皇帝近臣，位重而责轻，禄厚而身闲。宋初文人的生活境界是居重位而养闲情，唐人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政治责任感，在这里不为所重。这里是“自喜身无事，闲吟适性情”。(《二李唱和集》)宋朝立国之后出生的一批诗人，顺着宋初唱和诗的路子，结成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虽无五代衰飒之气，但也不过是以华丽的词句作消遣的玩意儿而已。内敛的柔弱无改，新鲜的

7、气象安在？尽管欧阳修《六一诗话》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可细读来，也不过是由宋初的仿效白乐天变为仿效李义山而已。争奇逞妍，铺锦列绣，在李义山的“衣服”上再加浓饰重彩，却把李义山的“灵魂”丢了。那种内敛的”温柔”，在宋初的诗里头，真是让人看着没劲，建安以来的风骨气象都没了。倒是“窈眇宜修”的词，在那种内敛的创作心态下，给予抒写幽约细美的内心情感，提供了一种极方便又极恰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小小的歌词，在有宋一代，开始出人头地了。二、宋初词人之略说太祖赵匡胤重艺文，也颇喜欢小词，平蜀后，曾召花间词的代表人物欧阳炯到宫中演奏长笛

8、。此事后以大臣谏阻而止，但以此或知太祖对西蜀词曲的喜爱，大概是鉴于西蜀君臣耽于娱乐而亡国的教训才有所克制的吧。宋初词坛，在晏殊之前，颇显沉寂，二三子偶一为之，也多是唐五代以来的旧套，消散一点的像白居易、刘禹锡、张志和；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