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现代性》看文化探究翻译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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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翻译现代性》看文化探究翻译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西方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开始，然而真正把翻译与文化纳入一个系统进行研究还是到90年代之后了。1990年，安德烈·勒费夫尔和苏珊·巴斯奈特两位学者共同编辑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明确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观点，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已经超越了形式主义阶段，开始考虑有关语境、历史和传统的更广泛的问题”，“文本传递所涉及的操纵过程，是翻译研究工作的关注重点”。[1]随着时间推移，翻译研究越来越深入，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更为明显，翻译对于文化传播、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也开始被广大文化研究者们所关注，

2、基于此，1998年，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又进一步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试图在更深入的层面整合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优势，为文化研究也为翻译研究带来更广阔的视角与更新的研究方法的启迪。14从《翻译现代性》看文化探究翻译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西方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开始，然而真正把翻译与文化纳入一个系统进行研究还是到90年代之后了。1990年，安德烈·勒费夫尔和苏珊·巴斯奈特两位学者共同编辑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明确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观点，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已经超越了形式主义阶段，开始考虑有关语境、历史和传统的更广泛的问题”，“文本传递所涉及的操

3、纵过程，是翻译研究工作的关注重点”。[1]随着时间推移，翻译研究越来越深入，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更为明显，翻译对于文化传播、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也开始被广大文化研究者们所关注，基于此，1998年，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又进一步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试图在更深入的层面整合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优势，为文化研究也为翻译研究带来更广阔的视角与更新的研究方法的启迪。14从《翻译现代性》看文化探究翻译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西方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开始，然而真正把翻译与文化纳入一个系统进行研究还是到90年代之后了。1990年，安德烈·勒费夫尔和苏珊·巴斯奈特两位学者

4、共同编辑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明确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观点，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已经超越了形式主义阶段，开始考虑有关语境、历史和传统的更广泛的问题”，“文本传递所涉及的操纵过程，是翻译研究工作的关注重点”。[1]随着时间推移，翻译研究越来越深入，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更为明显，翻译对于文化传播、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也开始被广大文化研究者们所关注，基于此，1998年，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又进一步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试图在更深入的层面整合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优势，为文化研究也为翻译研究带来更广阔的视角与更新的研究方法的启迪。14不过，国内翻译学

5、界几十年来一直执著于对翻译的语言问题的研究，对翻译活动所暗含的文化意义认识尚不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界开始逐渐探讨翻译的文化转向及其意义，但真正把这一理论落实在研究内容上并进行深入开掘则是近十年才开始的事情。对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进行介绍与梳理则又是更近的事情了。笔者所见王宁教授在其《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一书中最早介绍了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对其产生的背景及对中国翻译研究发展的启发意义都做了深入探讨。之后谢天振教授所编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2008）也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进行了解读

6、。但回过头来检视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能够自觉利用这一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著作依然寥寥。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无论是翻译的文化研究，还是文化的翻译研究，都具有跨语际、跨文化、跨学科的性质，并且都要求文化理论及翻译理论的双重素养，而国内学者要么受限于语言问题，要么文化理论素养不足，对中西文化理论、文化哲学都缺乏深入的理解与把握，要么对翻译理论缺乏研究，这样一来，一深入到具体问题往往就会捉襟见肘，难以形成系统、深入的论述，最终导致文化和翻译研究的肤浅化、泛文化化。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在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下进行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开拓，赵稀方新著《翻译现代

7、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14《翻译现代性》一书已经是赵稀方第三部关于翻译研究的著作，前两部著作《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都是着眼于翻译与中国新时期文化思想建构之间的关系，这部新著是把他原来的研究往前延伸，探讨晚清至五四的翻译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建构的影响。这部著作延续了他一贯的理论视角，从“理论的旅行”出发，对在晚清至五四时代西方文本所蕴涵的文化思想在通过翻译进行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意义的旅行”现象进行梳理，从而展示文化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