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能”与“不能”(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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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的“能”与“不能”（译者序）艾佳慧*一这是一本由二十世纪诸多可以称得上伟大的经济学家写作的、直面和反思经济学职业的著作。经济学家究竟为社会贡献了什么？他们又能为社会贡献什么？他们能够兼顾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吗？这是一些不时萦绕在罗纳德·科斯、弗里德利希·哈耶克、戈登·塔洛克等伟大心灵并挥之不去的，关乎经济学家自我定位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是这本书要予以回答的基本问题。但是，乍一看，读者会发现收在这本小书里的很多文章似乎都有点太古老了，除了三篇发表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即便是这些文章，在这个学术论文“与时俱进”，日日新而时时新的年头，很多人肯定也会嫌它太

2、旧了），有将近一半的文章都是发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甚至之前的，其中最“古老”的一篇居然发表在1936年！*北京大学2004级法理学博士生。Email：jiahuiai2004@sina.com。感谢冯象老师和苏力老师针对本文提出的批评意见（虽然有些意见我不一定全盘接受），目前的文本就是根据他们的建议适当修改而成。但文章中所有的错误仍然是文责自负。即本书中威廉姆·赫特的那篇“经济学家权威的衰落”，节选自赫特1936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学家与公众》（EconomistsandthePublic:AStudyofCompetitionandOpinion,Jonat

3、hanCape,London,1936.）但将这些散落在各个经济学杂志、经济学著作以及论文集中的文章汇集起来并加以编辑和出版的时间却是新世纪开始后的第一年——2001年，这一看似偶然的现象在我看来其实颇有意味。其一，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和著作其实是不惧时间的筛选的（想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可是发表在距今二百多年前的1776年，但是直到现在，提到斯密和《国富论》，有谁敢说他过时了，他的理论没有价值了？），真正害怕时间检验的其实反倒是某些应时性的、不关注根本问题而且可能还很形式化、很唬人的最新文献；其二，也是更根本的，这些文章虽说是由生活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

4、经济学家们面对各不相同的读者写作的，但他们的目标却很一致，那就是将火力瞄准了他们生活和工作其间的经济学职业界，审视和反思经济学知识是否和能否增进社会福利，而这种返观诸己的明智以及从中发现的问题其实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和所有经济学家都不能逃脱和必须要考虑的根本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只要这些问题还存在，还没有解决，不管时间过去了多少年，汇集在这本小书里的那些看似过时老旧的文章就有它们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不仅是经济学，这些文章里隐含的问题其实是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所有社会科学都要应对和回答的，那就是社会科学能够为我们生存于其间的社会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它们能

5、否增进人类社会的福利。如果对此问题作更进一步的追问，就必然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一个有关知识社会学的问题，同时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更本原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社会科学知识能做的，什么是它们无法也不可能做到的，即有关知识的边界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知识的“能”与“不能”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询和追究其实就是所有清醒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宽泛地说，也就是所有清醒的知识分子）面对人类社会、面对永恒时必须的一种思考和应对，虽然探究的结果既有可能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明智的“为”与“不为”，但更有可能让我们感受到“面对永恒的一种战栗”（苏力语），感受到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以及漠然沉重的人类

6、历史的一种“无力感”（即使是那些雄图大略的伟大心灵！）。二之所以要在研究者前面加上“社会科学”四个字，是因为和号称研究“纯科学”（thepurescience）的自然科学家不同，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对的，是由各个有着这样那样欲望和缺陷的“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社会，他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得到某些确定的结果并进行一些精确的因果分析，因此其“科学性”从来都受到旁人的质疑，更由于研究者自身能力和研究视角的局限，其结论往往并不具有“终局性”和“普世性”（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的结论就一定是“终局性”和“普世性”的了，只是说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两种“性”与自

7、然科学研究相比还是要差很多），即使是被人们称作社会科学“明珠”的经济学同样不能逃脱这一“宿命”。那么，注定“不完美”的社会科学研究能为人类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它们能增进人类社会的福利并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和自由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先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何谓知识？”或者“知识是什么？”这是一个圣·奥古斯丁似的难题，“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卷11，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页242。转引自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阅读秩序》，页195，山东教育出版社

8、，1999年版。但好在自亚里斯多德以来，人们对知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