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代乡村农官――力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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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汉代乡村农官――力田　　小农经济是汉代集权政体立国的经济基础，也是以农为本的国家经济政策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的基本结论(1)。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仅是汉代集权统治的社会基础，也是其政权巩固的重要基石。因此，劝民务农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农官――“力田”的设置及其对广大乡村百姓农桑风化的作用就凸显了政府农为民本的治民思想。　　　　一　　　　力田本指努力耕田，如《战国策・秦策》云：“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馀食”。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两汉时期，“力田”开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它与三老、孝第一起

2、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劝导乡里、助成风化”的基层“乡官”。汉代乡村农官的设置是战国以来历代政府重农政策和小农经济理论具体实践化的必然结果，有着很深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吕氏春秋・上农》篇明确指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管子・牧民》篇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成为了古代集权政府重农治民的思想基础。可见，乡村农官的设置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现实的经济意义。就是要“力田”以自身力农的实际行动，引导乡里百姓从事农桑耕稼

3、，以期形成“农为民本”的社会风气，达到劝民归农、促进生产、稳定乡村社会的目的。　　“力田”的设置是汉代政府重农措施的一个具体表现，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察举科目，它被最高统治者以皇权诏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力田”的出现最早始于惠帝四年，“举民孝第、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第、力田”。至此，对力田的荐举被固定下来。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以户口置常员，文献并无具体说明。高后置孝第、力田时云：“二千石者一人”。师古认为：“特置孝第、力

4、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陈梦家亦认为“者是各之误，谓郡举孝第、力田各一人”(2)，这与颜说基本一致。事实上，从“力田”的设置、作用及性质来看，“力田”既无秩禄又无官衔，他只享受政府的荣誉尊号及政策上的经济优惠措施和政治利益，原因有三：　　其一，“力田”的主要作用是风化乡里百姓务农殖稼，劝民归本。文帝十二年在诏令中明确指出三老、孝悌、力田在乡村基层中起着礼教、尊卑、农桑等的教化作用，他们是依靠政府给予的政治上的尊号并利用自身在乡村中的影响力来劝诱和感化乡村百姓，所谓“各率其意以道民”即指此意。　　其二，“力田”是基层乡官系统

5、的一员。成帝河平四年在谈到力田劝农不力时说：“先帝劭农，薄其租税，宠其强力，令与孝弟同科”，这是指孝惠四年科举“力田”事。《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云“三老、孝第、力田皆乡官之名”，其作用是“劝导乡里，助成风化”。既是乡官就有一定的职官职责，力田的职责就是劝农。因此，力田在乡村农事活动中就可能直接干预和组织乡里百姓的农业生产。如武帝末年，赵过推行的牛耕、代田法等农耕新技术就是依靠二千石组织各县令再培训三老、力田、里父老等乡村中的善田者，身体力行地组织、教种广大百姓推而广之的。《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列是指有秩禄的官吏，三老、孝弟、力田是乡村中不拿

6、俸禄的教化类乡官，他们虽没有治民的行政权力,但由于其行为常常影响到广大乡村的民风民俗，与政府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因而受到格外重视。　　其三，”力田”根植于广大乡村中，应是乡一人，而非郡一人。力田由于在乡里起着农桑风化的作用，因此就必须与广大乡里百姓经常接触，否则就难以起到风化的作用。文帝在谈到以户口置三老、力田等常员时，也只是说“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可见力田的设置在于基层而不能脱离乡村生产的活动。根据高祖时“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师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推知力田亦应是乡一人。武帝时诏嘉力田，“赐乡力田帛，人三

7、匹”，这里就明确指出了“力田”为乡级农官。《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5・3，10・1，13・8，126・12记录的是施行诏书的目录，上有“置孝弟、力田二十二”，在一个屯区内设置如此数量的基层农官，显然既不是置在郡，也不置在县，唯有设置于基层乡里才能起到农桑风化的具体作用。在出土的尹湾汉墓简牍上清晰地记载着西汉末年东海郡基层乡村吏员的设置情况：乡170，乡三老170人，孝、第、力田各120人(3)。由此可见，力田接近于乡一人，这些教化类乡官的设置极有可能是“以户口置常员”，其乡村农官的身份再次得到具体的验证。高后时由于初置力田，郡举一人是有可能的，

8、文帝时以户口置常员应是指以乡级为单位荐举力田，因为这一乡村风化类农官的设置并不增加政府太多的行政成本，且又有利于政府在广大乡村中的农桑教化活动，因此乡设力田一人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