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守与超越李商隐诗学观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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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总26卷第9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V01．26No．92005年9月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Humanities&SocialSciencesSep．2005驻守与超越——李商隐诗学观论略韩大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信阳464000)摘要：李商隐提出“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诗学观点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观的继承与驻守。然而他的诗学观更多的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背离：主张“直挥笔为文”，与儒家传统诗论的“主文而谲谏”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重视诗歌缘情功能。提出“咏叹以通性灵”，强调抒写性灵，反对文以

2、载道，有意与“圣道”礼义相对；提出元气自然论，重视“真”与“美”，倡导以情为文，体现其对儒家道统思想的超越。关键词：李商隐；“直挥笔为文”；“性灵”说；元气自然论中图分类号：1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5)09—0161—03李商隐不仅是著名诗人，而且还是骈文大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他以独特的诗文个性而著称。而他的诗学观也有其独创性，在诗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上既有驻守儒家传统诗学观的一面，又有大胆地突破与超越的一面，由此形成其独有的诗学观。生活在封建社会中期的李商隐，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五年读经书，七年弄笔砚”⋯‘咖91’，在其

3、潜意识中，浸透着儒家精神。他的行为处事，仕途追求，无不显示着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也当然反映到其诗学观上。他在《献侍郎巨鹿公启》中云：“况属词之工，言志为最。自鲁毛兆轨，苏李杨声，代有遗音，世无绝响，虽古今异制，而律吕同归。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濑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至于秉无私之刀尺，立莫测之门墙产自非托于降神，安可定夫众制。”[1](P8127)这段较集中地体现了李商隐文学观中受儒家传统诗论影响的一面。他所提出的“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观点，是儒家诗论的一个根本点，儒家诗论所讲“诗

4、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2J(呦)。“诗言志”是儒家诗学观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气脉，李商隐也秉承了这传统。同时，在“言志”的前提下，他指出本朝诗歌创作中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是“枯槁寂寞”，一种是“骄奢艳佚”；一种是“怨刺居多”，一种是“绮靡为甚”。在他看来，“言志”的诗歌应该兼有“怨刺”和“绮靡”的长处，既要有怨刺的内容，又要有美好动人的形式，而对过分华丽的宫廷诗和过分枯寂的隐逸诗不满。在《谢河东公和诗启》中提到自己的诗作“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㈣11"的比兴寄托特点，也符合儒家传统诗学“兴、观，群、怨”的要求。李商隐特别提倡文质兼

5、备，强调诗歌制作应以“言志为最”，但又指出“虽古今异制，而律吕同归”，形式美也是古今诗人共同的追求。对唐人之拘于一格，“陷于偏巧”，持批评态度。在《漫成五章》中对沈宋、“四杰”及李杜的评价中可以印证其兼取众长、文质兼备的主张：“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13惟观属对能。”“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他认为沈宋、“四杰”之诗揣研声律，属对精密，但内容却相对纤小细弱。推崇李杜原因是李杜的诗不仅具有精美的艺术形式，而且包容了深沉阔大的情感内容。特别是表了他们在“苍蝇惑曙鸡”的背景下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幸，很好地做到了文

6、质兼备。作者创作的大量政治诗和咏史诗是在实践自己诗学主张。如忧国伤时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批评宦官与藩镇暴行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借史讽今名篇《筹笔驿》、《韩碑》等。体现了李商隐关心现实政治和国家命运的精神。与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可谓一脉相承。无怪乎，王安石称“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3J(瞄)，朱鹤龄认为其“指事怀忠，郁行激切，真可与曲江志人相收稿日期：2005—03—20作者简介：韩大强(1964一)，男，河南罗山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万方数据162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26卷视而笑’

7、’洲蹦’。李商隐对儒家传统诗论继承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它的突破与超越。他在《赠送前刘五经映三十四韵》中云：“建国宜师古，兴邦属上庠。从来以儒戏，安得振朝纲?”把儒学的作用提到建国兴邦、振兴朝纲的高度，但李商隐虽崇儒却不惟儒，更不惟孔，而是强调人人都应对儒道有自己独立的发明与体会，在《上崔华州书》中说：“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日：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1】(嗍”李商隐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