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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8年4月中国工业济经Apr.,2008第4期(总241期)ChinaIndustrialEconomicsNo.4【国民经济】我国FDI、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能力关系实证研究陈国宏,郭弢(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002)[摘要]本文运用Engle-Granger协整关系检验法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我国1991—2006年间FDI、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自主创新能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这三者两两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进一步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都起着明显的
2、促进作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改善也有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作用并不明显;知识产权保护的改善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也没有明显的作用。最后,本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上述实证研究结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考。[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知识产权保护;自主创新;协整检验;Granger检验[中图分类号]F4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08)04-0025-09一、引言近20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备受西方国家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的关注,西方学者尤其关心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3、及政策取向。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总是试图利用其技术上的优势分享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由此导致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日益增加。而FDI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转移,显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将直接影响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利益。而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往往处于劣势,其一般的技术发展战略是试图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技术,逐步培养和提高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实现技术追赶。因此,发展中国家一般主张应适度放松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但又希望有更多的具有高技术含量的FDI流入本国。由此,必然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显然,在发展
4、中国家,这矛盾的焦点联系着三个关键要素,即外商直接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和自主创新。针对上述问题,迄今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许多研究。从大多数的研究文献看,西方学者更关注[收稿日期]2008-02-10[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与监测研究”(批准号2006GXQ3D108);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评价、监测及相关问题研究”(批准号2006A003);福建省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福建省自主创新能力评价监测系统研究”(批准号2006R0030)。[作者简介]陈国宏(1953—),男,福建福州人,福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郭弢(1985—)
5、,男,福建莆田人,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25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FDI的关系问题(Mansfield,1994;Smith,2001),我国学者的关注点则更多地集中在FDI是否能够带来先进技术并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江小涓,2002;杨全发,韩樱,2006;江群,2006;黎峰,2006;胡峰,胡靖,2006)。而将知识产权保护、FDI和自主创新能力三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比较少,三者结合的实证研究成果就更少。实际上,在FDI能否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问题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会影响FDI的技术含量,而FDI的技术含量又会影响东道国的
6、技术进步。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FDI与自主创新能力问题,而应将三者置于同一个框架下进行分析。鉴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基于我国1991—2006年的实践数据,就FDI、知识产权保护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二、变量定义与基本研究思路1.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样本期为1991—2006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都能查到。本文基年定为1991年,为消除价格变化对数据分析的影响,在测算之前,本文已对历年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用CPI进行可比性修正。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最早
7、进行量化研究的应该是西方学者Rapp和Rozek,Ginarte和Park(1997)在Rapp-Rozek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入的度量方法。上述方法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它比较适合于司法制度比较健全的西方国家。为适应司法体系正在完善的转型期国家(如中国),我国学者韩玉雄、李怀祖(2005)在Ginarte-Park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将“执法力度”引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度量因素中,提出了适用于转型期国家的修正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度量方法,具体计算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