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符号深层理据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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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字符号深层理据性研究　　摘要：约定俗成表面上看是任意性，但是经过逻辑分析及从汉语的具体事实看，拟声词、叹词也因不同语言的不同而被看成是相对任意的。本文旨在分析汉字的能指和所指的深层次的理据性，并指出任意性仅仅是表面现象。关键词：任意性理据性语音语义1.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索绪尔指出：“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人们同意使用什么符号，这符号的性质是无关轻重的”（索绪尔，1980）。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从范畴层面来说，能指是音响形象，属于语音范畴；所指是概念，属于语义范畴。这两个层面的结合就是“约定俗成”，但约定俗成并不是任

2、意的。许国璋指出，符号这种“人为的联系”“是理性的联系”（许国璋，1988）。5索绪尔在指出符号任意性的同时，也提出了拟声词和感叹词不是任意的。语言的缘起正是对声音的模仿，由拟声词直接或间接发展来的众多非拟声词构成了语言词汇的主体，后者程度不等、方式不同地携带某种拟声要素，其中所有模拟人类发声和一部分模拟外界发声的拟声要素具有语言普遍性（马清华，2013）。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均在拟声词和拟形词基础上孳乳出来。叹词是拟声词的触发器、拟声词的供源、语法化的起点、句功能的发生之源（马清华，2011）。随着语音的脱落、增加、变异，导致同一来

3、源的词语逐渐发生了变化，甚至与原来的语音大相径庭。这样，其他词的理据性就逐渐消磨殆尽，但是其根本还是拟声词和叹词。拟声词一旦被引进语言，就或多或少地要卷入其他的词所经受的语音演变、形态演变等漩涡，拟声词逐渐丧失了它们原有的某些特性，具有了一般语言符号的不可论证的特征。符号的任意性是表面的，但追根溯源符号还是有理据可循的。2.汉字符号的理据性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具体地说理据就是“人在选择符号时的思想动机”，是“符号与概念之间理性的关联”（许国璋，1988）。在先秦两汉时的“理据声训”以《说文解字

4、》为代表；宋代的“右文说”寻找同声符字的共同意义；清代的“因声求义”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所突破。这样看来，声同字异的材料就可以用声音这条纲贯穿起来。《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一书指出，意义依靠声音，声音代表语根，声音同则意义同（黄生，黄承吉，1984）。因此，声音和意义是密切联系的，而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思想这条纽带。此外，甲骨文的发现使得文字的研究找到了源头。5同一语言内部，通过意义的边缘范畴的引申，就会产生不同意义。一种事物可以有多种属性，以不同的属性命名，它的名字可能就不一样。这样有人就会说不同的民族取不同的属性是任

5、意的。但是，每种属性同其名字之间都是有根据的。这种根据就是理据。比如“叚”最初的意思是指玉的裂缝，后来引申为空隙、间隙：假、暇、遐、睱、徦、煆、瘕、蕸；由于玉的裂缝呈现红的颜色，因此引申为红色：霞、蝦、騢、鰕、鍜和赮；后又引申到时间的“假期”之间的空隙，到中间空的为“假”（真假），到动词借的意思（假以时日）。它的根本的意思是空间的，后来引申为时间的、颜色的、动物的，等等。这正体现出认知语言学的空间事物是基本范畴，是事物的根本，而其他范畴是由空间引申的。如“叚”的例子，引申意思不断扩展，本意和引申义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音和义的联系越来越模糊

6、。文字也是研究语音和语义不可缺少的手段。虽然语言的起源很古老，而文字的产生则要晚得多，但是因为文字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对于古代语言的发音和意义，我们往往根据古代的文字进行判断。在汉语中基本词汇的音和义体现为语言的同构理论，如表示“光明、宏大”意思的字发音也宏大，如大，高，阳；反之则发音微小，如小，阴，低。这样的造字、造词符合人的认知规律，使人易学、易记；反之则会使人感到混乱不堪，无所适从，难以记忆。5汉语中的形声字占到汉字的80%以上。汉字中的形声字实际上都是由主音的“声旁”加上主类的“形旁”构成的，比如，“北”原来指“后背”，后来被借用为

7、指方向的“北”，所以又造了“背”字表示后背。以有限数量的音节表达意义相关的事物就会产生很多音同、音近的词语，就是理据性的表现。在音同、音近的词语上又加上了表示类别的形旁，这只是在文字书写上进行了区别而已，在语音上还没有变化，后来由于事物的庞杂和语音的简化，因此出现了多音节的词，这使得词语的差别越来越大，但是从根本上看，这种差别还是很小的。3.结语我们认为理据性是符号的深层的、根本的属性。它既需要历史语言学的语音作为基础，又需要词源学，甚至现代语言学的语义分析。可论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失去了表面上的相似之点，这样仿佛就让位给了任意性，这

8、实际上是不深入的表现。现象是表面的，而本质是深层的。汉字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其实是具有理据性，其任意性仅是表面现象。因此，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新造字、词需要符合人的认知规律，符合词语的深层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