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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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述评　　摘要：当前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进路，即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及具体治理机制视角。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有关研究通常具有静态性的特点，对央地间关系的考察也较为松散，在理论视角上缺乏本土特点而过于西化；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研究有乡村治理与城市治理两大类，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要比关于城市治理的研究更为丰富，在研究深度方面则均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压力型体制、项目制及运动式治理等具体治理机制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现实，对正式制度的补足性是其共同特点。发展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来解释中国的国家治理是未来可行的研究议题之一。　　关键词：国家

2、治理；中央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3-0086-10　　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三条进路：一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考察中央地方间的角色边界、责任关系及利益分配机制等问题；二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入手考察政府如何与基层社会相联系，以及如何通过各种机制来带动社会的经济发展；三是从综合的视角对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些具体机制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压力型体制、运动式治理及项目制等具体的治理机制，这些具体的治理理论或机制既可以用于对政府本身的治理也可以用于对社会的治理，因此融合了央地关系视角和国家与社会关

3、系视角。　　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国家治理研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侧重于研究作为国家代表的中央政府是如何治理自身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的，主要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确定，以及各自边界、职能范围的界定等方面。　　（一）M型结构理论　　有关U型结构和M型结构的最早研究来自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关于企业形式的三种分类，即单一型（UnitaryForm）、控股型（HoldingForm）和多事业部型（MultidivisionalForm）。后来该分类被众多学者所接受并被广泛地应用到其他领域中。钱颖一、罗兰和许成钢等人从历史比较的视角考察了苏联与中国转型的不同命运，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转型成

4、功而苏联最终失败，根本的原因是两国的治理结构有着巨大的差别。他们运用钱德勒的上述概念，认为苏联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总体上属于典型的U型组织结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则缺少必要的能动性；而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类似于公司的多事业部型即M型，中央虽然拥有最高权威，但地方并不是如U型结构下的苏联地方那样被动听命于中央，而是拥有一定的相对自主性（RelativeAutonomy），可以在不与中央冲突的前提下自行决定本地的事务[1][2][3]。在钱颖一及其同事们看来，正是由于苏联和中国的这些结构上的根本差异，导致了中国能够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成功转型而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的转型异常艰难。　

5、　（二）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　　钱颖一及其合作者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是关于“中国特色联邦主义”（ChineseFederalism）的。钱颖一等认为，任何经济体系都面临着两难困境，既需要政治机构来规定和实施产权及合同，也需要政治制度来防止政治机构本身对市场造成损害；公共管理者与私营部门的管理者具有同样的理性逻辑，即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适当的约束，官僚便很容易产生寻租行为，因此必须设计一种既能约束政府又能保护市场的治理结构，而保护市场型联邦制（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正是这样的一种治理结构[4][5]。在他们看来，联邦制以可

6、信承诺的方式解决了上述两难困境，不仅能够促进竞争，还能够促使预算约束硬化。根据他们的研究，中国虽然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但在经济运作层面表现出了市场保护型联邦制的特点，他们把这种情形称为“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主要有以下特点：（1）约束并划定权力范围；（2）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经济负有主要决定权；（3）中央政府对跨地区的市场交易实施有效的监控；（4）硬化预算约束；（5）在权力责任分配上实现制度化基础上的持久性。　　（三）行政发包制理论　　钱颖一的M型结构理论和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受到周黎安的批评。他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并不是用M型结构或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就可以

7、解释的，要理解国家治理还必须回到历史中去寻找其来源[6]。周黎安通过对经济学有关文献的回顾及对古代行政发包制的考察后提出，中国正是通过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逐级行政发包来实现有效治理的。除行政发包制这个概念外，周黎安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政治锦标赛。他认为，行政发包制、属地管理与政治锦标赛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　　周黎安和王娟进一步比较了清代雇佣制和行政发包制的区别，推进了学术研究[7]。之后，周黎安从行政权分配、经济激励和内部控制三个维度详细论述了行政发包制的范围和程度的问题，把行政发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