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產業集群與GVC融合的視角分析本土產業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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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業集群與GVC融合的視角分析本土產業發展戰略摘要近年來我國貿易依賴度與外資依存度的雙重提升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外向型經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對此，眾多研究者認為，我國在微觀生產能力快速擴張與資本迅速積累的同時，本土產業結構得到瞭調整和優化。然而，劉志彪教授等的最新論著從產業集群和全球價值鏈融合(GVC)的視角指出在改革開放30年外向型經濟不斷提升的過程中我國本土產業的邏輯升級並未得以實現。在對著作進行解讀與評論的基礎上，本文重點剖析瞭我國本土企業和產業在參與全球價值鏈過程中本土產業結構呈現的低端化特征事實、內在形成機理與外在負效應、實現升級的困境以及升級的微觀策略和戰略轉向，以期對理論和實踐均有所裨益關鍵詞外向型經濟全球價值鏈產業結構微笑曲線貧困化陷阱引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外向型經濟得到瞭突飛猛進的發展，無論是利用外資，還是外貿進出口以及參與國際分工方面均呈現不斷上升的態勢。據測算，自1978年到2009年，我外貿進出口年均增長率比GDP年均增速高出近8.2%,外貿依存度不提升，截至目前，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0%;另一方面,我國利用外資也呈現總體攀升的態勢，即使在2008年和2009年金融危機的外在沖擊及全球FDI走下坡路的國際背景下，我國2009年非金融類FDI累計達433億美元，同比增長達到6.5%,在這一層面上構成瞭世界范圍內一道覩麗的風景線開放宏觀經濟學認為，外向型經濟的提升與國內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全球化戰略、本土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等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尤其是對於發展中國傢而言，隨著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深化與提升，可以促進本土企業微觀生產率的提 升，進而帶動宏觀經濟增長乃至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優化。這一論點得到瞭國內外眾多研究者的認可。例如，GVC理論的開創者之一格瑞斐指出，GVC向發展中國傢、新興市場化國傢或地區的擴散和延伸可以導致這一系列國傢和地區本土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機制的自動形成；此外，伊娃森曾研究發現，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多國公司通過控制全球的生產、制造和交易，來維護自身的主導地位，並通過FDI的形式，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投資的最優配置，結果往往將低附加值的產業實現向發展中國傢的轉移，並形成在轉入地的外資集群。在此基礎上，愛德蒙德指出，進入本土的跨國公司如若與本土企業建立緊密的上下遊關系，技術溢出越明顯，進而得到本土企業能夠通過這種外資在本土形成的集群內獲得比分散情況下更多的技術外溢效應國內眾多學者也有類似的觀點。沈坤榮等曾對國內有關FDI的技術外溢方面的研究進行動態歸納和整理，結果發現，眾多學者傾向認為FDI企業對於我國具有正向的技術外溢效應，至少在 不同行業之間或地區內部具有較為明顯的正向外溢效應。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中宏觀經濟實踐給人的直觀感覺也似乎印證瞭這—點，即我國外向型經濟的貢獻已不單純體現在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上，而是囊括瞭經濟發展、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然而，不久前由這一領域的資深專傢劉志彪教授等推出的專著《全球化中中國東部外向型經濟發展：理論分析和戰略調整》透過現象看本質，指出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貿進出口超常規增長，但並未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他們認為格瑞斐所提出的“工藝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鏈條升級”,進而形成9EM?0DM?0BM”的自動內在機制不成立。這一論點引起瞭學界、政界乃至社會各界的廣泛關註和反思，顯示出充分的社會影響力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構成瞭中國長期以來集中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實施的主陣地，該著作正是以此為切人點，從產業集群理論和GVC二者相互融合的視角，描述和回顧瞭我國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動態變化過程和現狀，推演瞭目前本土產業低端化形成的內在機理，liiTi深入剖析瞭東部外向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並對東部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及績效進行瞭理論闡釋和實證研究，在此基礎上，從東部外向型經濟升級與產業轉移、自主創新、加快生產性服務業投入、裝備制造業升級、地方產業集群升級、提振內需等方面對我國未來外向型經濟發展進行瞭開創性前瞻。筆者認為，這一研究的總體特征主要有：其一，突出的問題意識貫穿整個研究；其二，GVC和產業集群二維視角的融合體現岀其理論和研究視角的重大創新；其三，研究方法上的科學性和嚴謹性融於整個研究體系；其四，研究既註重廣度的普及又註重深度的推進；其五，既有宏觀戰略的調整和轉向研究，也不乏本土 企業實現功能升級的微觀機制構建，凸顯出重大的實踐價值和意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發現外向型經濟和本土產業的內在關系不僅構成瞭開放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更構成瞭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研究課題，這一視角也彰顯出這一問題研究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與其他相關研究相印證和比較，劉志彪教授等的這一論著站在本土產業長遠發展和宏觀全局的戰略高度進行研究，以其特有的敏銳和獨到，實現瞭以下幾個方面的理論建構和突破，在外向型經濟研究領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產業集群和GVC視角下本土產業結構的特征化事實劉志彪教授明確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對外貿易量在以20%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出口絕對額達到50多倍的增長，但我國本土產業並未實現內生化升級。長期以來，我國生產要素向東部地區流動、形成產業集聚，並依賴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模式融入GVC,對此，筆者認為，我國本土產業結構呈現以下的特征化事實，東部地區也不例外：仁從產業國際競爭力來看，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占主導盡管通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幹中學、出口中學，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有較大的提高，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仍凸顯劣勢，在國際市場上唱主角的依然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相關學者的研究可以印證這一觀點通過對2004年美國市場上中國與歐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的制造業競爭力比較中，金硝等發現，中國辦公、電信設備、個人及傢庭用品、服裝、紡織競爭力較強，而化學品、運輸設備、動力機械等劣勢最為明顯；同樣，在歐盟市場，與歐盟25國外的歐洲國傢、美國、瑞士和俄羅斯相比我國競爭力優勢最為明顯的仍是個人及傢庭用品、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最弱的是汽車、化學品和鋼鐵；在日本市場，與美國、歐盟、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相比，產業國際競爭力最強的是服裝、個人及傢庭用品、EDP辦公設備等，處於最劣勢的為集成電路、電子元件、汽車、石油 甄峰、趙彥雲認為我國制造業產業競爭力總體在國際范圍內呈現硬實力較強而軟實力不足的態勢，勞動要素成本和產品市場擁有絕對的優勢，而自主創新、生產效率、企業組織等則相對較差。這從另一視角印證瞭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的比較優勢，同時折射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不容掩蓋的劣勢2、從GVC分工來看，我國本土產業分工仍處於微笑曲線的最低端 眾多學者傾向認為，我國的比較優勢在於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廉價的勞動力供給，由此，在參與GVC的國際分工中最優化的決策必然是從事國際組裝和代工。按照其觀點，目前中國若選擇高端產業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自主研發、品牌打造和市場拓展發展戰略是不切實際的。中國長期以來的經濟實踐似乎也是這類觀點一脈相承：截至目前我國仍處於國際價值鏈分工的最低端，即微笑曲線的最低端，這決定瞭我國產業附加值總體呈現不斷降低的態勢，產業增加值率從1981-1987年的0.48・0.44區間中不斷下降，到瞭2003年降至0.3384這種價值鏈分工的低端化特征，決定瞭我主要進行簡單的來件組裝、來料加工等，這一特征事實在傳統紡織、服裝、傢庭日用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傢用電器、電腦零部件等領域均十分明顯，同時也構成瞭近年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重要標志。一般來說，位於微笑曲線兩端的回報率高達20%-25%,而處於低端化的加工環節利潤率僅為5%o有學者對進入中國的FDI做瞭這樣的概括：出資30%,擁有瞭50%的股份，獲取瞭70%的利潤，尤其是對於OEM的“貼牌生產”廠商而言，最多獲取瞭8%的利潤，而92%的利潤流向瞭國外3、從產業控制權來看，本土企業的產業控制權喪失正如上文所述，劉志彪教授等在有關東部外向型經濟的這一論著中問題意識十分明確。全書的核心觀點在於，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東部地區超常規發展的內在動因在於依賴初級要素 進行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推進，然而根本性的問題也正是由此而產生，即東部沿海地區長期以來過度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岀口，在潛在產能迅猛增長和資本積累能力強化的過程中並未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導致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化困境的形成，而發達國傢的跨國巨頭憑借對高端環節的控制成為GVC中的主導者，進而導致本土產業的控制權喪失，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傢則被鎖定在GVC的最低端，成為相應的被支配者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在我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在我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的達21個產業。具體體現在玻璃行業中最大的5傢企業已全部合資；占全國產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傢電梯生產廠傢，已經由外商控股；18傢傢級定點傢電企業中，11傢與外商合資；化妝品行業被150傢外資企業控制；20%的醫藥行業在外資手中；汽車行業銷售額的90%來自國外品牌此外，根據王蘇生、黃建宏和李曉丹的研究，一方面，外資企業對我國裝備制造業的市場已擁有一定的市場控制權，尤其在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和儀器儀表等領域占據瞭半壁江山，其中，除專用設備和通用設備以外均超過瞭國際通用的外資市場控制率警戒線；另一方面，在外資對我國制造業的股權控制率層面，2000・2005期間呈現不斷增加態勢，累計增加瞭近10個百分點 4、從產業穩定性來看，外資企業浮萍式特性易造成產業的空洞化和增長的貧困化盡管長期以來我國進出口貿易呈現不斷增長的總體趨勢，但是從內在結構，尤其是出口結構來看，外資企業出口在其中的比重連續達到50%以上，甚至在初級產品的加工和組裝貿易中，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也超過五成以上；盡管近年來高技術產品出口比重不斷增加，但仍基本停留在加工貿易層面，其中九成以上為外資企業所主導。最新統計顯示，2009年出口200強榜單呈現出“退外進”的局面，入出口200強的國有企業數量由上年的50傢急劇減少瞭12個席位，涉及出口值584.1億美元，占當年出口200強企業合計出口總值的18.1%,所占比重較上年下滑3.8%O更值得關註的是在出口200強榜單中失去的陣地全部為外資企業所侵占。由此，在中國岀口最大的200傢企業中，外商投資企業占據153個席位（其中外商獨資企業"0傢），比上年增加12個席位，涉及出口值2507.4億美元，在200強企業出口總值中的比重較上年上升3.7%，達到77.8%，這一比重比同年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出口總值中的份額高出21.9%在外向型經濟程度較高的長三角地區的進出口貿易額中，外國企業的貢獻度至少達到60%以上。劉志彪教授等認為，由於外資企業在中國通常采用獨資形式，在技術經濟關聯度方面與我瞭這種外貿出口的快速增長並未實現本土產業的內生式升級，與 此相反，"擠出效應強而溢出效應弱”結構影響的外在負向效應越來越強化。基於這一態勢，筆者認為，中國本土企業在產業中的份額越來越被“抽空”，偏向形成本土產業過度'外向化”而“內在空洞化”的不良格局此外，從外資企業的歸屬上看，其顯然隸屬於國外的母公司。盡管長期以來外資企業為我國的高速增長立下瞭汗馬功勞，但是對我國而言仍隻能是像眾多學者所形容的"無根的浮萍”，具有很強的漂移性特征，對於從事加工貿易、國際代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外資企業尤其如此。例如，本輪金融危機對這種'‘浮萍”式外資企業外在沖擊極強，容易造成本土產業中的外資企業集體"外遷”，最終導致又一層意義上的“內在空洞化”惡性循環的形成,由此宏觀經濟增長可能陷入貧困化陷阱GVC視角下本土產業低端化的內在機理和負向效應如若將本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否視為中觀層面或宏觀層面的考量指標，劉志彪教授等則從微觀經濟主體即本土企業層面基於GVC的際分工視角深入剖析瞭本土產業低端化形成過程的內在機理根據格瑞斐的研究，發展中國傢勞動密集型企業和產業升級的自發內在規律和機制一般為：從工藝升級開始，走向產品升級,再實現向功能升級的轉向，最後遞推到部門升級。基於此，劉志彪教授等對這四種不同階段企業升級的表現形式及我國本土企業升級的現狀進行瞭研究，得出的結論與格瑞斐並不一致正如圖1所示，一方面，我國本土企業擁有積極參與GVC國際分工的內在動力；另一方面，國外大買傢為瞭提升自身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擁有鼓勵、督促、支持我國本土企業升級的外在積極性，本土企業（供給方）與國外發包方（需求方）這種前後雙向的“協同效應”促進我國本土企業迅速實現瞭由最初的工藝升級向產品升級的過渡，乃至相對復雜的生產流程改進和生產線再造的產品升級階段已進入瞭高度升華階段 然而，由於在GVC中的主導者與被支配者、俘獲與被俘獲的博弈角色定位的形成，這種本質上的博弈關系決定瞭國外大買傢與本土企業利益上的不一致性。盡管在被俘獲的過程中，國外主導者為本土企業工藝和產品升級提供瞭快捷的路徑和幹中學的機會，但是在涉及產品設計、關鍵技術的傳遞和外溢、品牌打造和營銷網絡的構建等更高層次的升級要素時，外企不僅不存在內在主動性，相反還會進行設計封鎖、技術封鎖與市場封鎖，進而導致本土企業產品升級向功能升級的中斷，由功能升級向部門間升級的延伸也就更談不上瞭換個角度，從本土企業進行考察，更能清楚地認識到本土企業在GVC分工中所處的初級階段以及產業結構低端化的內在機理（見圖2）本土企業在GVC分工中的被俘獲地位，決定瞭其未來發展面臨兩難抉擇：其一，進也難，本土企業具有沖出“被俘獲”的外在約束、從事技術自主研發和創新、培育核心競爭力的內在動力,但這一抉擇勢必帶來短期利益的損失（現有低端化分工條件下沉沒成本投人的損失、國際大買傢的轉包等）和更高的不確定性（涵蓋技術創新成功與否、自主品牌打造的成功與否、市場拓展的順利與否等）；其二，退也難，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全球化商戰中,不進則退，本土企業如若在全球化國際分工中繼續維持低端化現狀，依靠最低端的代工、低勞動力成本、低附加值、低價格的策略，利潤空間必然進一步稀薄，市場份額也進一步降低，最終落入“煮青蛙”以及被市場所淘汰的境地，最終導致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中斷，增長和發展方式也難以從根本上實現轉變。顯然,如若微觀主體的自主創新得不到保護，加之沒有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以及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沒有得到根本上的執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捷徑便是選擇安於現狀，繼續從事低端化分工。劉志彪教授等人的這一論著在產業結構低端化現狀的微觀機理方面分析得頗為透徹同時，該論著還對本土產業低端化的負向效應進行瞭研究。長期以來，我國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以產業集群形式加入GVC的國際分工，而產業結構並沒有得到優化和升級，仍處於低端化階段，所帶來的深層次問題和外在負效應較為突出，主要表現在： 其一，由於在參與國際分工初級階段的過程中，生產潛能和資本積累得到進一步提升，然而與此同時我國沒有抓住契機，實現本土產業結構的高端化和優化整合，這勢必影響我國下一輪經 濟啟動並導致增長陷入貧困化陷阱，如3所不,經由拐點H沿著L1路徑下滑其二，假若在下一輪經濟博弈過程中，能夠實現向GVC分工的高端化轉向，則經濟增長將實現新的爆發式增長（如圖3中的路徑L2、L3等），但其包括沉沒成本、機會成本等在內的成本和代價相比之初參與GVC分工即進行結構優化要高得多，在下圖3中表現出發展路徑由本來的L3變為L2，即降低瞭原有可能達到的增長速度和質量其三，長期以來，包括東部沿海地區在內的中國本土企業嵌入GVC的最低端，形成瞭對初級加工貿易、國外原材料工業和裝備工業進口以及後向國際大買傢的高度依賴，形成典型的“依附經濟”發展特征，進而轉變為普雷維什所提出的真正意義上的外圍角色。劉志彪教授等對我國與發達國傢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冲心”和“外圍'這種依附關系作瞭經典概括，即“發包”與“承包”「創造”熙制造”「高端，與“低端”「控制”與“被控制”「老板”與“打工者”的關系其四，在GVC中所形成的國際代工角色循環往復地造成產業結構低端化特征的鎖定，並得以“固化”，反過來進一步抑制微2主體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其五，在GVC的低端化分工中，在大量貿易盈餘流向外商投資企業的母國的同時，我國卻承受瞭越來越大的國際貿易摩擦壓力 其六，在GVC的分工中，國際大買傢對我國本土企業的俘獲和控制，對我國產業安全乃至國傢經濟安全勢必造成較嚴重的威脅其七，外向型經濟程度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對際大買傢的高度依賴毋庸置疑地映射出我國本土企業和產業在參與GVC分工中整體上均位於低端化階段，筆者認為如若得不到及時的改變，在這一過程中能夠助推我國未來可持續增長的動力源如知識創造、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等均無法得以培育和形成，長期以來依靠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將難以得到根本性轉變GVC視角下本土產業升級的多重困境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構成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而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勢必又構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重點。然而從改革開放30年我國持續高增長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相伴隨的經濟現實來看，有多重因素制約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劉志彪教授等基於GVC視角從微觀機制和宏觀層面兩方面深入剖析瞭產業結構升級存在的多重困境:在微觀層面，本土企業在GVC實現功能升級存在一系列的障礙和阻力，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長期以來GVC中國際分工的主導者即國際品牌的發包方與我國本土企業之間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和沖突，構成本土企業推進功能升級的“鴻溝”，發包方不僅沒有內在動力鼓勵、支持和推進本土企業升級,相反，在與之博弈的過程中，發出“如若我國本土企業走自主創新、構建自主品牌等內涵式道路，進而與其形成競爭態勢，必將現有貼牌生產的訂單轉向其他國傢和地區”的可信反應策略，我位。如上圖1所示，我國本土企業在向“功能升級和部門間升級”的積極攀升過程中，又向“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進行瞭回歸。其二，我國本土貼牌生產制造企業本身在公司治理、技術創新、品牌打造和培育、市場開拓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構成升級的“又一道坎”。其三，本土企業被國際大品牌廠商短期利益所“俘獲”，這也很大程度上應驗瞭我國本土企業存在的'‘短視性”,當然外在制 約也與之共同構成本土企業維持原狀的重要緣由。其四，本土企業發展觀念的制約構成升級的又一重障礙在宏觀層面，劉志彪教授等在對我國沿海地區進行大量的微觀調研的基礎上，從宏觀層面對整個產業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本土產業優化和升級存在諸多障礙：首先，發達國傢給我國本土產業在嵌入外包和代工過程中所獲取的技術轉移和技術外溢設置瞭嚴格的邙畐離帶”，如果我國本土產業向GVC的高端升級，進而威脅發達國傢主導者的核心利益，這種價值鏈邛且斷”效應就更加突出，由此，構成我國本土產業調整和優化的重要困境。其次,本土產業，尤其是出口導向型產業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對國際產業選擇和佈局的過度依賴，將時刻對我國產業升級進程構成威脅與毒害。其三，外在環境的制約，即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全球競爭日趨激烈，外在競爭者不斷進入，與我國本土企業形成更加白熱化的競爭，本土產業更凸顯岀其“脆弱性”特征。其四，在我國本土產業通過“幹中學”、“出口中學”走向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邁向GVC高端的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傢通常利用技術專利、產品標準等方式設置結構封鎖”(Positonalblock),直接或間接地抑制我國本土產業結構的升級筆者認為，無論是從本土企業的微觀主體升級層面，還是從我國出口導向型整體產業的宏觀層面考察，我國本土產業升級都遇到眾多西方跨國壟斷集團微觀層面的重重阻礙和國傢層面的多維度結構封鎖，再加之近年來國際金融危機的外在沖擊以及有意無意地針對中國反傾銷的訴訟案件數不斷上升等因素，我國在GVC國際分工中價值鏈的提升中又遭遇瞭新一重的“不確定性”GVC視角下本土產業升級的路徑和戰略前瞻基於我國的現實國情和長期以來的發展路徑，我國出口導向型企業在GVC的國際代工中被俘獲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進而導致我國整個出口導向型產業佈局被鎖定在勞動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微利化、低技術創新含量等低端的組裝和生產制造領域。由此，我國本土企業如何跳出處於澈笑曲線'低端的“必然詛咒”，本土產業又該怎樣成功實現向GVC的高級化和高端化的邁 進？劉志彪教授等的專著針對這一問題提出瞭具有可實施性的戰在宏觀戰略層面，劉志彪教授等人(2009)不僅對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現狀、經驗和教訓、規律和戰略調整等方面做瞭系統性論述，更重要的是通過論證發現，歸根結底應從經濟體制改革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切入，配合稅收的財政支持、研發補貼、相對寬松的貨幣金融扶持等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以往吸引FDI的政策重點和取向，營造有利於保護和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方能保證我國戰略轉向和結構調整能夠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實在中觀與微觀層面，這一論著更凸顯其重要的創新性和實踐的可操作性。具體的內在路徑為：首先，加快生產者服務業的發展，構成GVC視角下本土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一般理論和實踐規律表明，生產者服務業具有強大的產業支撐和配套功能，是制造業增長的牽引力和孵化器，正如劉志彪教授等所形容的那樣，生產業服務業構成瞭制造業起飛地的“翅膀”和“聰明的腦袋”，由此，大力發展現代生產者服務業尤其是包括金融服務、信息化服務、高級商務服務等在內的高級生產者服務業理應構成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次，在國內價值鏈中培育和打造具有壟斷勢力的終端集成主導型企業和產業，打破和跳出傳統“梯子理論冲發達國傢對發展中國傢的“俘獲”和偏離”制約，尋求“市場創造技術”與“市場換技術”策略的協調和平衡，實現由價值鏈中俘獲型網絡向均衡型網絡的地位轉變；再次，本土企業應抓 住GVC不斷動態調整的契機，培育和提升自身在產品設計、功能升級、品牌構建、公司治理機制等方面逆向學習的能力，加大和發揮自身與國內本土上下遊供應商之間的協同效應，放大不同產業價值鏈之間的外溢效應，實現自身的超常規和加速度升級。第四，無論是本土企業還是本土產業，均應尋求走自主創新的內涵式發展道路，在與國外合資、合作，乃至我國引進FDI的過程中，理應將是否會提升本土企業和產業價值鏈作為重要的考量因子，實現“自主獨立”與“交換籌碼”二者的平衡，最終走向徹底擺脫傳統依附型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助推產業鏈的培育和提升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在這一層面即本土產業升級宏］戰略調整和策略前瞻，還是上述分析的若幹層面，劉志彪教授等人的這一論著在外向型經濟發展研究的全過程中均是以東部沿海地區為范本，然而東部沿海地區是否能代表或類推到中國中西部地區乃至中宏觀經濟的全貌則值得考量；進一步說，這一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調整和具體策略在地區間是否具有差異性或階段性特征，筆者認為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責任編輯：張曉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