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金石學與粟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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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学论文■金石学与粟特研究传统金石学源于唐宋时代，唐代韦述等史家已经开始收集、著录金石碑版，并运用于史学著述了。史载：“〔韦述）家聚书二万卷，皆口校定铅築，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來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1］其所著《两京新记》，记述了兴福寺《圣教序碑》、西市《市令载敏碑》、东明观《冯黄庭碑》、《李荣碑》等碑刻，生动地反映了两京的历史。以田燙《古今书录》为蓝本的《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了《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杂碑文集》二十卷两书［2］；敦煌岀土

2、文帖中也有辑录碑志之作，如《李氏造窟功徳碑》、《张淮深碑》、《常何墓志》，皆有写本传世，这些卩籍虽不着编纂者姓名，但表明唐代已有学者着意集录碑版文字了。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的著作将金石学推向成熟，形成金石著录、校勘、鉴别、考订等系统而专门的方法。清代学者进一步推而广之，并与经史考证、舆地方志之学相结合，结岀了更为丰硕的果实。我国金石学可谓具有深厚的传统，其所积累的材料和方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厚营养。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3］粟

3、特人是小古时代亚欧大陆贸易的担当者，对于粟特研究涉及屮国与屮亚地区齐国Z间的经济、语言、艺术、宗教等各个方而的交流史，随着新材料不断岀土，其基本而貌和重要性逐渐显现，向世人提岀了屮西交通史上的新问题。学者有机会利用新材料，以研求此新问题，形成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研究小的当代新潮流。然而而对新材料，学者却不应放弃那些行Z有效的旧方法。关于粟特人的石刻史料出土甚伙，我们用以研究新问题时，就须了解传统金石学的方法，以便正确地处理这类材料，得出接近真实的结论。一、粟特石刻材料中的善本问题右刻材料也同其它类型文献一样，有善本和劣本Z分：碑版Z

4、存佚、毡墨Z优劣、捶拓之早晚，都直接影响我们研究工作的成效。善拓不仅仅是拓工优良、字迹清晰的拓木，也指碑版的早期拓木、已佚石刻的拓木或者断裂、损毁之前的完整拓本。善拓能够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來更多、更完整的信息，冇事半功倍之效；否则，使用了劣拓，则造成材料的失真或误解，妨碍研究向正确方向前进。《康居士写经题记》为信仰佛教入华粟特人康居士所作，对于研究粟特人宗教信仰的转变，以及武周时期佛教与政治史之间的关系都很冇意义［4］。此碑为1912年大谷探险队得口叶鲁番高昌故城，运回日木，断为十块［5］o1914年夏,罗振玉在日本京都看到此碑，“不

5、能得打本，爰携毡墨往，手拓之”［6］,并著录于其《海外贞氓录》［7］o1937年出版的《新西域记》下卷，曾刊布最大一•块右刻的图版［8］。学术界关于《康居士写经题记》的研究已往主要依靠《新西域记》刊布的图版，而罗振玉亲手所拓的那幅拓片却不为人知，其实罗氏原拓I、的在人间。国家图书馆善木部有罗振玉I日藏的“海外贞琨集存”拓片一函，原裱I口签。两相对照，我们发现这宗藏品全部著录于罗振玉《海外贞氓录》之中，据此推测,我们认为这极有可能是《海外贞琨录》所录石刻拓片中罗振玉收藏的部分。此拓本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时间没冇十分确切的记录，《国立北平

6、图书馆、国立北平研究院展览拓片口录》显示，这个举办于1936年的拓片展览展出了属于“海外贞氓集存”并著录于《海外贞氓录》的《元扬墓志》及《元扬妻王氏墓志》，而月•明确指出这次展出的拓片都是新近获得的［9］。看来“海外贞琨集存”的入藏，大约就在1936年或稍早的吋候。在这宗拓片屮就有非常珍贵的罗振玉手拓《康居士写经题记》（木书图版43）,与《新西域记》所刊拓本比较，两者主体相同。唯另冇小石九块，过去从未见公布，而此拓本保存其中右上角一块。罗氏拓本着墨均匀，字口内无泅墨痕迹；而《新西域记》拓本左上角和中下部都因捶拓不当而模糊不清，显然是墨

7、毡过湿所致。不仅如此，将罗氏拓片与录文相比,口J知罗振玉所据即为此善拓无疑。原碑早已出大谷光瑞寄赠朝鲜总督府闿物馆，经杳今韩国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中无此碑，或许已经毁掉，如是则国家图书馆拓本，或为天下仅存Z孤拓，弥足珍贵。荣新江教授所据罗振玉录文所作的研究切实可靠，也是间接地利用了善拓。善拓对于粟特研究的作用尚有一例，即洛阳出土唐咸亨元年（670）《康敬木墓志》。此志原为张钧千唐志斋藏石，《千唐志斋藏志》、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屮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与吴树平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所刊图版相近，均为残湖之本，周绍良先生主编《唐代

8、墓志汇编》拯以释录，缺字较多；唯《洛阳击土历代墓志辑绳》所刊图版相对完整，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据以释录，所得文字较前者为多，荣新江教授曾将录文对比，指出《辑绳》所刊为善拓，而《全唐文补遗》据善拓所作释录为优。今不惮烦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