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行政出身、双重成本与公司业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行政出身、双重成本与公司业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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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们的研究样本中有27%的首席执行官(CEO)曾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军队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⑵政府指派政府官员担任国有企业高管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人事控制保障其控制权的实现,维持和强化对企业的干预。⑵⑶就国有企业而言,基于政府的强干预背景,这些来自于行政渠道选拔的髙管,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高管不同,他们本身面临着追求政治地位、企业经营效率以及自身私人利益的多重选择。另外,曾经的行政经历,也很可能会使这部分髙管对政治更敏感,相比于企业经营,更熟悉中国特色的政治晋升规则和更看重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这部分高管由于自身面临着不一样的行

2、为约束条件,他们将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值得进一步深入地探讨。本文将重点考察那些曾经担任过政府实职部门领导的国企高管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同时考虑到我国国企的实际决策权往往取决于最高决策者,本文考察的高管对象限定于董事长和总经理。就现有的相关研究而言,大多数文献集中于讨论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少有专门针对国有企业高管政府背景的研究文献。⑷而现有少数几篇涉及国有企业高管的政府背景的研究文献,都普遍发现高管的政府背景对公司经营业绩存在负面影响,⑵⑸但对业绩损害的原因缺乏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而逮东等(2012)依据政治观点和代理观点理论,

3、发现国企高管的政府背景损害公司业绩的原因在于他们会把企业的资源更多的配置在非生产性活动上,⑹但该文对于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度量未能有效区分。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往往只是从某一方面讨论高管政府背景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普遍强调国企高管政治关联的负面意义,而忽视了可能存在的正面影响。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的贡献是:(1)基于政治观点和代理观点理论,有效地区分了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发现行政出身的高管会同时带来两种成本的增加;(2)在控制了双重成本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后,也验证了行政出身高管对公司业绩的正面作用,更为全面地揭示了政府的人事控制

4、对国有企业公司业绩影响的作用机制。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政府掌控着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权,政府指派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担任国有企业的高管,表明政府有较强的动机进行政治干预,实现其政治目的。⑶因此,国有企业行政出身高管的经营行为与政府干预密切相关。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影响,主要存在着政治观点和代理观点两种理论。⑺政治观点强调国有企业存在的政治干预导致了企业经营限制和经营目标歪曲,过多的政治诉求以及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都会使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即存在着“掠夺之手”。⑻代理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政府主体缺位问题,不像私有企

5、业那样存在一个具有强烈监督激励的私人所有者,这导致国有企业的经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足够的激励去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⑹周黎安(2007)指出,中国的政府官员一旦进入官场就必须努力保住职位并争取一切可能的晋弃机会,有一种很强的“锁住”效应,即处在一个非常封闭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一旦被上级领导罢免、开除,就很难在组织外部找到其他工作,作为官员个人也不能随意选择退出已有的职位,仕途内外存在巨大的落差。⑼尽管国企高管职位与政府官职存在着差异,但这些来自政府部门的高管更多的源于组织任命,也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晋升通道,他们的心态很可能与政

6、府官员并无太大差异。⑹由于其职业生涯存在着一定的“政治锁住效应”,在政府干预的转型经济背景下,这类行政出身的高管可能会存在更大的“政治迎合”倾向,执行更多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经营行为。另外,刘慧龙等(2010)指岀,政府通过政治关联高管加强政府对国有控股公司的干预,必然意味着政治关联高管薪酬澈励机制的弱化和为高管推卸责任找到更多的借口,导致髙管更多的追求自身私人利益。⑶因此,一方面,由于组织任命约束下的政治目标追求,行政出身高管会因为希望获得政治支持,追求充分就业来牺牲企业的盈利目标,即承担更多的冗员,进而损害企业的经营效

7、率,基于政治观点理论,我们将这部分效率损失称为政治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股东的主体缺位问题以及政府干预所带来的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的弱化,行政出身高管会追求更多的自身私人利益,如一直以来,我国企业的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等活动都相当盛行,〔⑹在职消费常常被管理层滥用,远超合理的水准基于代理观点理论,我们将这部分效率损失称为代理成本。具体而言,政府往往为实现其政治利益或社会目标,对国企进行了干预,致使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冗员,〔⑶〔⑷因此,我们采用冗员来度量政治成本。对于代理成本,我们采用管理费用和在职消费两个指标来度量。管理费用包括

8、了办公费、招待费等费用,容易成为高管谋取私利的渠道,因此,现有研究通常使用管理费用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o[15](,6]但考虑到管理费用本身包括了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部分,单独将其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同时也采用了在职消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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