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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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若干思考摘要: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起源以及后经典叙事学在近期的主要发展。在此基础上，文章试图审视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所引发的若干难题，如:叙事学是否有过经典的“黄金时代”?如何评价经典叙事模型之前的叙事理论?在后经典叙事学之后，又会出现怎样的叙事理论?通过考察叙事学的谱系来讨论上述问题既可以使得经典/后经典的范式相对化，又可以对其重新定位，避免落入历史决定论的窠臼。文章提出叙事学从经典到后经典的转变类似于俄国形式主义向捷克结构主义的过渡这一理论假设，并对该假设做出若干思考。　

2、　关键词: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学谱系　　1．引言　　1997年和1999年，戴卫·赫尔曼两度提议用“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术语来凸显其与“经典叙事学”的不同。经典叙事学大致对应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经典叙事学以索绪尔语言学和索绪尔提出的“符号学(semi-ology)”为模型。后来，它让位于那些质疑叙事学原则和方法论的后结构主义以及其他理论。这些理论导致了经典叙事学的衰落，即便它在数年前给文学研究带来巨大的变革。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后经典叙事学以寻求新的学科范式为特征，反映了“新兴技术和方法论

3、”，跨越了“文学叙事的局限”，表现出对“新兴媒体与叙事逻辑”的兴趣(Herman，1999)，由此开创了跨学科叙事研究的新纪元。此外，在把叙事语境、早期叙事学家所忽略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叙事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事实等纳入考虑范畴之后，叙事学的研究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其标志是“人文科学的叙事转向”(Kreiswirth，1995)、社会科学的叙事转向(Hyvrinen，2006)以及叙事学的“语境主义”框架与“文化”框架(Nünning，2000，2009;Shen，2005)。赫尔曼曾认为后经典叙事学要么是“遵循框架

4、”(重新思考与完善经典叙事学)，要么是“打破框架”(探索经典叙事学未曾涉足的叙事领域)。鉴于叙事学的发展现状，他指出“叙事学已经裂变成多种叙事学，关于故事的结构主义理论已经演化成叙事分析的多元模式”(Herman，1999:1)。　　近年来，后经典叙事学激发了大量的研究，使得叙事学得到许多最有动力的发展，同时它也得到批评界的诸多关注。例如，安斯加尔·纽宁(AnsgarNünning)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试图绘制一份包含25个条目的清单(除此之外，还有几乎同样多的关于各种叙事学兴趣的“应用”)，将“以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

5、叙事学对立于“以语境为导向”的后经典叙事学，并且把后经典叙事学分为“理论化不足(undertheorized)”一直到“过于理论化(overtheorized)”的八个类型。但是，与其他训练有素的叙事学家一样，纽宁对许多这些自成一家的叙事学持怀疑态度，这些叙事学受到主题阐释或意识形态目的的操控，而这与叙事学的标志———概念焦点及其严密性———是难以协调的。事实上，叙事学的繁衍分支都是针对某个特定的语料、阐释流派或研究领域而量身打造的，这就很难与那些阐明一般概念的努力相协调。对这些概念的阐释目的在于判断叙事的特征，以及叙事学诞生背

6、后的动力。　　2．后经典叙事学的新发展　　然而，目标和方法论之间的冲突并不意味着叙事理论深陷“巴比伦之乱(Babylonianconfusion)”而“无药可救(hope-less)”。具有“历史性事后觉悟(historicalhindsight)”的两位学者莫妮卡·弗鲁德尼克(MonikaFludernik)和扬·阿尔贝(JanAlber)在他们合编的《后经典叙事学:方法与分析》(2010)一书的“引言”中指出:当下，后经典叙事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具有三大特点，即多样性(女性主义叙事学、后殖民主义叙事学等)、跨学科性(尤其

7、是受到认知科学的影响)和跨媒介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新媒介的影响)与跨文类性(譬如，对诗歌和戏剧的叙事性研究)。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二阶段是一个巩固和持续多元的时期。正如阿尔贝和弗鲁德尼克所主编的文集所示，通过完善经典叙事学的概念或挑战经典叙事学模式的原理来弥合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差距仍然是重要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叙事学对文类、媒介、跨学科的关注以及对叙事史日益增长的兴趣，使得叙事学研究继续沿着多元化的态势发展。格雷塔·奥尔森(GretaOlson)在他前不久主编的《叙事学的当代潮流》(CurrentTrendsinNa

8、ratology，2011)的“引言”中对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趋势也进行了类似的划分。在该“引言”中，弗鲁德尼克和奥尔森指出了三种研究方法。第一种是认知方法:这种方法目前更多“关注叙事被感知和被识别时读者的心理过程，而不是语言叙事、尤其是散文叙事的功能分类”(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