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多重形象与中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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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第4期（2009）：专题：纪念达尔文达尔文的多重形象与中国意义评《中国与达尔文》杨海燕作者简介：杨海燕，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学系副教授；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访问学者（2008－09）。[美]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2009年是达尔文年，身处剑桥对此体会尤为深刻。剑桥大学将对达尔文的纪念视为800年校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校庆投影秀中的达尔文漫画，到无处不在的条幅中的“1859”；从达尔文学院的年度系列讲座，到基督学院的“达尔文房间”、“达尔文花园”和年轻达尔文雕像；从大大小小的展

2、览到学术会议；从游览线路到慈善晚宴，一直到今年7月规模宏大的“达尔文节”，真可谓琳琅满目、轰轰烈烈。不只是剑桥，以“Darwin200”为总题，各种各样的达尔文纪念活动还涉及伦敦、什鲁斯伯里、肯特的唐恩，甚至是爱丁堡。不能不提的还有印着达尔文头像的英镑和邮票的流通，以及BBC的达尔文节目的覆盖。剑桥乃至整个英国对达尔文的纪念如此栩栩如生，其辐射力如此强大，以至于使人产生幻觉，仿佛贝格尔号又从昔日帝国的中心出发，开始新一轮海外拓展了。达尔文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要为当今经济衰退、政治失语的英国打一针强心剂，他的责任可谓重大。而达尔文如今也确实已是一个全球品

3、牌。“达尔文共同体”不分国界，“达尔文产业”看好全球化的市场，“达尔文学”负载着（号称）普世的问题意识和价值体系。而中国呢？贝格尔号在第二波环球航行中如何驶向中国？中国又如何在这个“全球图景”的构建中发挥作用？“贝格尔号从来没有到达中国海，查尔斯·达尔文也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第3页）本文中引言后面所附的页码均指《中国与达尔文》的中译本页码。，美国学者浦嘉珉教授的《中国与达尔文》如是开头。但达尔文这个名字背后所表征的一套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却结结实实地编织进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局、思想空间和文化场域之中。对所有关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人来说，这本1983年问

4、世的著作是绕不开的一个参考点。25年后，钟永强的中译本得以出版，虽然有些迟到，但也算是恰逢其时。一史华兹和浦嘉珉——回答了谁的问题浦嘉珉在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和史华兹教授，这两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对其影响之深毋庸置疑。尤其是史华兹，他的经典著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考察了严复及其译述严复的翻译和评述工作是分不开的，他的多数译著都加有大量按语，甚至对译文本身都有取舍，故此文采用“译述”一词。在近代中国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直接激发了浦嘉珉的研究旨趣。严复的第一部译述就是《天演论》，这本书的影响力如何强调都不过分。20世纪70年代，学者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

5、想史随笔》中提到，他20年来共计阅读过500种以上的回忆录，基本上所有回忆录的作者都看过《天演论》（在当今书籍爆炸的时代，这种统一性很难再现了）。对于严复译述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赫胥黎的英文原著题为EvolutionandEthics，钟永强在《中国与达尔文》中仍延续旧法，将其译为《进化论与伦理学》，笔者认为不甚精确。，史华兹提出了一个问题：严复为什么选择一本与他的基本宗旨很少相符的著作呢？这个问题本身包含了很强的判断和前提。严复1877－79年间在英国的留学经历使他进一步接触了西学，史华兹认为斯宾塞是严复的“众神之首”，严复将其社会进化论本文尽量

6、避免未加澄清地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尤其在谈论斯宾塞的理论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的流行是霍夫塔斯特在《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44年）中进行历史重建的结果，其含义过于复杂和含混，而且用法多含贬义。因此，突兀用之徒增混乱，于厘清历史无补。奉为圭臬。而赫胥黎在《进化与伦理》中反对斯宾塞等人将自然界的法则类推到人类社会，他认为自然界的进化（生存斗争、适者生存）无伦理可言，相比之下社会的发展则是一个伦理过程，构建出的是一个超越自然的人造世界。在史华兹这里，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悖论就出现了。他给出了若干可能的解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认为《进

7、化与伦理》给了严复一个极好的机会来为斯宾塞作辩护，结果是赫胥黎几乎变成了斯宾塞的一个陪衬角色。果真如此吗？严复当然很清楚赫胥黎的意图，在“译《天演论》自序”中，他表明赫胥黎的要旨即在于“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同时严复在按语中也的确正面引入了斯宾塞的很多论点，但是这能否表明史华兹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呢？浦嘉珉认为不尽然，而且史华兹的解释造成了很大的误导。严复“从来没有把任何西方人——甚至是斯宾塞和达尔文——视为绝对可靠的先知，他也没有把任何西方著作当作真理。因此，他从来没有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诸如此类的束缚之中”（156页）。他有

8、意识地对诸多西方学者的思想加以取舍和综合，来解释西方的强大，并希望对中国有所激励和帮助。通过“六经注我”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