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需要怎样的办学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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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需要怎样的办学自主权宣勇(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这是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1月在听取科教文卫体代表对《政府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时，针对中国大学现状给出的一个结论。事实上．自上世纪8O年代末部分大学校长提出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以来，相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尽管在9O年代初国家正式文件中便明确提出高等学校法人概念，1998年8月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中从国家法律层面对高校法人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对并高校办学自主权作了详细界定．但三十年过去了，大家的自主权问题依然没有太大的改观。为什么呢?我想主要

2、原因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社会对当今大学的种种不满与责难，无论是“钱学森之问”还是大学的“行政化”之弊，均可归结为大学自主权的不落实。因而，进一步扩大和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消除大学“行政化”积弊，提高大学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关心高等教育发展、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各界人士的热切期盼。同时人们期待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简称《纲要》)的制订中，对高校自主权问题作出实质性的回答与突破．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干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

3、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这一切也直接推动了教育行政部门落实大学自主权与高教界人士对办学自主权的呼求。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地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为什么在长达三十年的高等教育改革中．已由法律形式确定的大学自主权迟迟不能落到实处?虽然在《纲要》的征求意见稿中能看到“去行政化”与落实大学自主权的文字，但这并不能消除我们的疑虑。教育作为社会的～个子系统，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外，同样，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在一个长期以“礼治”讲“等级”的社会结构中．“被行政化”是情理之中的。不管是自觉还是被动。“行政化”是

4、大学在生存与发展中一种现实策略，光指责大学一方是有失公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现阶段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会降低大学的社会地位，弱化大学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大学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去行政化”会让大学有重被边缘化的危险，而“行政化”会让大学失去创新的活力。那么，如何改善大学的现状，让大学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独善己身”、“超凡脱俗”呢?我以为核心的问题在于重新界定大学与政府的权力关系，切断政府直接干预和管理大学的脐带．建立一种防止政府直接参与大学管理的治理结构，保障大学尊重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不是行政的规则与意志来行使权力，让大学回归到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身份上来。

5、简言之．回归大学的学术性，让大学成为大学。从组织的逻辑权力看，权力可以划分为根本权力、基本权力、衍生权力与让渡权力四个层次。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核心价值，都会有与生俱来的权力，如同人降生一样的天赋人权，生存权是人的根本权力。大学作为一个以学术文化机构存在的组织，其根本权力应该是学术权力，可以自主地决定学术事务。这也是国外大学拥有“特许状”的理由．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就像政府拥有公共权力一样天经地义。要解决大学自主权的悬置，只能从大学组织的基本权力层面切人，依据大学的组织逻辑还权于大学，这些基本的权力是大学办学的“必须”．而不是在衍生性权

6、力与让渡的权力层面作讨价还价式的改革，这或许是大学自主权一直得不到真正落实的主要原因之一。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讨论的大学组织的权力并不等同于大学校长的权力。因此。我以为大学组织的基本权力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校长选择权；二是学生选择权：j是自主理财权；四是教员聘任权。而其他权力像学科规划权、专业设置权等都是衍生性的权力。大学自主权的实现必须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这种约束机制涉及既政府权力和大学自身权力两方面。政府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恶”，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没有股东承担责任．也没有破产的威胁，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外部控制。保证它不偏离社会赋予它的目

7、标”，同样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大学自主性的约束机制必须使得政府和大学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各行其是”。1．实现政府和大学权力边界的契约化现在中国大学自主性的缺失不仅在于政府权力过大，而在于政府权力和大学学术权力缠绕在一起，难以分开；也不仅是大学权力过小的问题．而在于大学权力被政府权力熔化．已经难以从中提炼出来。所以重建大学的自主性必须为两种权力设定刚性的边界．这种边界对双方来说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监督，更是一种规范。定位双方权力边界的前提是明确二者在高等教育服务提供中的职能。政府作为大学的举办者和出资人，其在高等教育中的功能集中体现在公共利益的诉求上

8、，是为了保障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公正性，实现公共财政的责任。以确保大学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更好地契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