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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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平简介【概述】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苏轼的父亲苏洵，为子取名，深有讲究。大儿子名“轼”。他说：车轮、车辐、车盖和车轸，也即车后的横木，都是车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轼，只是车前用作搭手的横木，没有它，虽然卖相会难看一点，但毕竟不要紧。苏轼从小生性旷达，其父告诫他要像“轼”那样放低身段，注意“外饰”，而不要自以为是，锋芒毕露。（见《名二子说》）巧妙地借名字作发挥，对儿子进行了为人处事方面的教诲。观苏轼生平，于党争中不知自保，落得一生坎坷，种种情形，竟与苏洵当初所料者全同。少年启蒙苏轼少年聪慧，读了不少书，这与其父母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苏轼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在母亲教导下进步非常快。一日，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出身官宦世家，性格果敢仁慈。一日，带着十多岁的小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汉代一个官员，铁面无私，得罪很多权贵，后被人诬告，判死刑。临行前与其母告别，说：儿子不能进孝，要追随黄泉下的父亲，希望母亲不要太悲伤。范滂的母亲回答：“一个人既要追求留名千古，又要追求长生富贵，怎么可能？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苏轼对母亲说：“我长大后希望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程夫人平静地说：“你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这就是苏轼的母亲对儿子的潜移默化，以身作则，苏轼一辈子，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潇洒自如，眼里揉不进沙子。小苏轼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被传为佳谈。应试及第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殿试时，献上二十五篇进策，深得仁宗皇帝的心，被评为翰林学士。嘉佑二年四月，母亲程氏去世，苏家父子三人在京，赶紧回乡料理丧事。嘉佑四年，母丧期满，父子三人再度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是年举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入选。5 出任凤翔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郑新门才与兄长道别。任职期间，闹过的水灾和旱灾，都得到很好的处理。但疲乏的工作加上官场的你争我斗，苏轼渐渐感到无比的忧戚。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冬，凤翔的任期届满，苏轼迫不及待的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第二年他妻子死了，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柩回故乡眉山。王安石变法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此时神宗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是令人起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在办完公务后，一得空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优秀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熙宁七年(1074)，苏轼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流传于世。乌台诗案后来苏轼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的一天，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案子轰动一时，除湖、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他祈福，许多赏识他的官员都舍身挽救，最后只定“讥讽政事”之罪。后受皇帝恩赐，判他流放黄州，免于一死。5 流放黄州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后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在平淡地生活中找到喜悦，并坚定要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进。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其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的低谷，却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圣地。苏轼在长江边吟出了响彻千古的如<前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旅途中曾遇王安石，二人虽有不同政治见解，却谈得非常投机，王安石对他评价极高。元佑更化元丰七年，苏轼恢复名誉，被起用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不到十天，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12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崩逝，10岁的哲宗登基，逐次废除新法。新法派被排斥。昔日重臣重新掌政。史家称为「元佑更化」。元佑元年(1086)，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时兼任侍读。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对王安石及新法的认识使他对新法有保留意见，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新法派又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变成夹缝里的人物。元佑四年，苏轼摆脱派阀之争，请调转任杭州知事。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遭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阳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此即苏轼从政的最高职位。南行千里晋升高位后，受到的党派攻击也越来越多，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郁郁不乐的苏轼请奏调任江南，末获批准。此时，继室王氏又去世。元佑八年九月，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元佑更化」宣告结束。18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新法。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59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都还没到呢!)又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靠自己种。可是苏轼对磨难早就习惯了，对这一切安之若素。朝廷奸人仍不罢休，苏轼被放逐到自古所说的天涯海角-儋州。生活虽然凄苦，但仍然超然洒脱，自得其乐。永存诗人心5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五月，苏轼获赦免于流放海外之罪，此时，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苏轼本人因旅途辛苦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江苏省常州市)并上奏致仕。七月十八日，（临终前十天）苏轼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你们不要哭泣。”（吾生无恶，死必不堕，慎无哭泣以怛化。）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历经沧桑。66年的岁月里，或许波澜重重，或许生活窘困，苏轼始终未曾因而颓唐丧志，一直坚强的活下去。而最难得的，应属他始终保有，那颗温柔细腻的诗人心。苏轼的三位妻子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苏轼的《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每当苏轼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可谓苏轼绝佳的贤内助。王弗侍亲甚孝，对苏轼关怀备至，二人情深意笃，恩爱有加。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后病逝，这对东坡是绝大的打击，其心中的沉痛，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三万株，时光无言，结发之情自在极深处。又过了十年，宋神宗熙宁八年，也就是公元1075年，当时苏轼被贬在山东密州任知州。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何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料来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十年之后，那短松岗的松涛阵阵，也在代词人一哭，而王弗依旧清秀端庄，聪敏娴静，在词人的记忆里于轩窗下梳妆。词能感人也是因为是心灵的恣情一恸，惟其是恸，方显深挚，方显深厚，方能千古共记这份情重。这首词九百多年来，在不同的朝代都一直被广为传诵着，也是文学史上众多悼亡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首。那种沉痛深切的情感，让后人无限感慨！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官海沉浮中，与之同甘共苦。最困难时，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在王闰之生日之际，苏轼放生鱼为她资福，并作《蝶恋花》纪事。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是赞美她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美如春园，目似晨曦”的王朝云，是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原本是苏轼的侍妾。苏轼为她起字“子霞”5 。比苏轼小二十六岁。苏轼最困顿时，他身边的侍妾纷纷离去，王朝云却一直陪伴其左右。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据说苏东坡被贬惠州时，王朝云常常唱《蝶恋花》词，为苏轼聊解愁闷。每当朝云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就掩抑惆怅，不胜伤悲，哭而止声。东坡问何因，朝云答：“妾所不能竟（唱完）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苏轼大笑：“我正悲秋，而你又开始伤春了！”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朝云逝后，苏轼“终生不复听此词”，一直鳏居。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州西湖景区孤山之上，苏东坡纪念馆旁，如今已成为名胜。多情的苏轼已走远，那个在月下单衣试酒的他，携人生的一肩风霜任云卷云舒，那个醉卧溪云琴岗的他，拂心灵的一襟悲喜对花落花开，清夜无尘，真情有声，在他的生命和诗篇里回响。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