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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于建嵘,任剑涛:什么是“社会管理”?2011-06-18浏览次数:1869次什么是“社会管理”? 面对新出现的各种社会冲突,政府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近一段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何谓“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如何“创新”?“社会管理”就是管理好社会问题。应对社会失范 提出“社会管理”,主要是解决当前的社会秩
2、序失范的问题,以及公权力在管理中间出现的误差和效率问题。 新京报:中央高层数次谈到“社会管理”和“创新社会管理”,那么,何谓“社会管理”? 于建嵘: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公权部门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的管理和规范,它跟“社会治理”有相同的东西,但管理更加注重政府公权部门的主动性。 社会管理与之前所说的公共治理、政府管理的区别在于,社会管理主要是公权部门对社会的管理,且更加重视政府的权力,“社会治理”则包括了社会力量的配合与支持。 新京报:能否划定一个范畴? 于建嵘: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指公共生活
3、,它强调了公共性,可以说属于公共性事务的就叫社会管理。 这个范畴很难界定,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提法,比如,原来说西安的两口子在家里看黄色录像的时候,警察去管算不算是社会管理? 我们一般认为,公共生活领域的管理,可以从社会管理这个角度去讲,但私生活的领域就不要放到这个范畴来思考。 新京报:胡锦涛关于“社会管理”有8点意见,你认为其中的“共性”是什么? 于建嵘:“共性”主要就是社会管理与管理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中央到地方,树立起公权力的权威,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覆盖,提高社会协同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4、 管理社会与社会管理,都是要社会发展更加有序,更加和谐,而前提条件都是亟须建立社会规则,各种组织和力量在这个规则下运行。 新京报:提出“社会管理”,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于建嵘:主要是解决当前的社会秩序失范的问题,以及公权力在管理中间出现的误差和效率问题。比方说滥用职权,导致政府的效率太低,引发了很多矛盾。 新京报:怎么看待“社会管理”的现实针对性? 于建嵘:这主要基于对现实的两种基本认识。 一、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当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
5、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 二、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与威权体制密切相关的“刚性稳定”。“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秩序作为目标,以国家机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化解社会冲突 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新京报:关于维稳,你好像专门发明了“社会泄愤事件”这个概念? 于建嵘:对,尤其是近年来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
6、频繁发生,值得警省。其中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大众与掌握了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然是其主要的内容,而劳资冲突及农地冲突则有可能成为其最主要形式,具有“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社会泄愤事件也有可能增加并扩大。 新京报:刚才提到总体稳定,现在又提到不稳定的现象可能扩大,为什么? 于建嵘:这是因为,所谓的“稳定”往往容易被片面理解为“刚性稳定”,而不是“韧性稳定”。 新京报:二者的区别何在? 于建嵘:“刚性稳定”和“韧性稳定”是相对而言的,“韧性稳定”不仅是一个分权开放的、动态的、和平有序的,而
7、且是可以自我修复的。而“刚性稳定”是以压力体制为基础的,压力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反作用力,很可能使执政者在对待稳定目标和战略上出现一定分歧。 新京报:哪些“分歧”? 于建嵘:比如上级执政者要求地方实现当年的静态安定,采取了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 因此,当社会底层的维权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一些地方官员惊慌失措,为了“自保”,要么采取暴力手段,要么依靠人民币,毫无原则地收买解决问题。 新京报:“分歧”导致什么结果? 于建嵘:就是在许多情况下
8、,地方政府还会以“稳定”绑架上级政府。 新京报:绑架? 于建嵘:对,有时为了维护“稳定”,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 新京报:中央提出的把“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作为社会管理格局的组成部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于建嵘:无论民众以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途径参与政治活动,都会对政府的治理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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