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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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谈近代之初国人的世界观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必须追溯到近代中国的“前代”，具体是指从1527年葡萄牙人来华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300余年间的历史。在近代地理学传人中国之前，中国人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国人心目中的世界构想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对称，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世界知识非常狭隘。首先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中国人仍然认为“天圆地方”，“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中国，而中国即天下。而他们心

2、目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世界地理观念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视野。其次，在文化上是独放异彩的，是世界唯一的文明之国与礼仪之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形影相伴的“华夷观”。依照华夷之辩，“世界”是等差有序的，整个世界划分为华夷两极。中国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处于万方来朝的至尊地位。夷狄通过朝贡制度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义务，并且“内中夏而外夷狄”是不变的天理。这种畸变的世界观更加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地理世界观，形成了“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虽然在历史上外来文化也曾对中国产

3、生影响，但终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国上自统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最优秀的，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对外观念，这种模式的不断确认与推广，最终又形成了中国人一元世界观的思维定势，而不愿接受多国并存的多元世界观及国际观念。这种支配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对近代之初世界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完整意义上的近代世界观形成。16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士和贸易商人来华，世界地理知识开始输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的世界地理观产生很大的冲击，同时也为中国摒弃传统的世界观，形成全新的近代世界观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在传教士传来的西

4、学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就是关于世界地理知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是利玛窦的《万国舆图》和《山海舆地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庞迪我《海外舆图说》、利类思的《西方要纪》等等，这些西书对五大洲、气候带的分布以及各国的政教、历史、人情风俗等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向中国介绍了许多崭新的世界地理知识。这些西方知识都是当时中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在当时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李之藻、徐光启等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对西方地理知识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仅在1584—1608年间，就在中国各地出现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十二种版本。一些开明士大夫接触这些书后，感叹世界之大，夷夏之见之不可持，李之藻亦慨叹：“

5、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之中毫末，吾更藐焉中处。”一部分中国人的眼界已经被打开了，他们率先打破“中国中心论”的世界观，开始接受近代世界地理知识。但这些传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在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仅局限于很小的学者圈子。即便是相信其说的，如徐光启、李之藻、冯应京等人对于这些世界地理知识，“亦未能穷其究竟”。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知识，采取了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1584年，当利玛窦第一次在广东肇庆向国人展示世界地图时，中国人对于地图不是将中国放在中央而是推到东方一角上，提出愤怒抗议。为迎合中国人的观念，利玛窦“抹去

6、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逾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由于这种态度，国人并未真正认真研究西人的世界地理著作，明清时期的典籍大多仍然怀疑利玛窦等人宣传的近代世界观念，视之为“邪说惑众”。《明史》“外国传”虽有“五大洲”的概念，但还不能确信“五大洲”的存在，其中的欧洲部分有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其记述多有错漏，其中多处将佛郎机、法兰西混淆，又将葡萄牙与西班牙混淆。乾隆时期修《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虽从传教士的地理著作中采纳了不少内容，承认“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一面却又说，“中国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

7、之裔。裔之为言边也。”书中混淆佛郎机、法兰西、西班牙的情况依然存在，对西方诸国的政治、军事等情况也只字不提。从历史上看，正是这种“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念，限制了国人认识世界的历史进程，使得统治阶级对西方的认识处于模糊混沌之中。诚如梁启超所言，“言世界地理者，始于晚明利玛窦之《坤舆图说》，艾儒略之《职方外纪》。清初有南怀仁、蒋友仁等之《地球全图》。然乾嘉学者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之而已。”因而，此时近代世界地理观远远没有进入一般有知识的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当利玛窦、李之藻、徐光启等人过世后，世界地理知识很快被人所遗忘、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