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绪论(下)

《自然辩证法绪论(下)》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教育资源-天天文库。

1、世界观和方法论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方法的本质及其发展一般规律的交叉学科，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同时又是人类认识自然（科学）和改造自然（技术）的方法论。科学家与自然辩证法中国科学哲学家李醒民教授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对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以及20世纪科学革命的主将爱因斯坦作了数年研究的基础上，注意到“哲人科学家”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6位哲人科学家出版了10部专著、9部译著，指出他们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哲人科学家：科学泰斗、哲学巨匠“论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求索》，１９９０年第５期《彭家勒》（１９９４）《马赫》（１９９５）

2、《迪昂》（１９９６）《爱因斯坦》、《皮尔逊》（１９９８）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关于奥斯特瓦尔德的《理性的光华》（１９９３）福建出版社出版。“哲人科学家：站在时代哲学思想的峰巅”《自然辩证法通讯》“哲人科学家”（李醒民）在科学发展史和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一身二任式的人物：他们主要是具有开创性科学贡献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对人类思想和文化具有深刻影响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即集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或思想家）于一身。“哲人科学家”（李醒民）我愿称这样的科学家为“哲人科学家”（或“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科学思想家”）。牛顿、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彭加勒、玻尔、普里戈金等就是其中的佼佼

3、者。与一般科学家和传统哲学家相比，哲人科学家有许多鲜明的特征。“哲人科学家”（李醒民）他们很少自诩为哲学家，不企图构造庞大的哲学体系，但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却迸发出闪光的思想火花，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人类的思想宝库。他们都是科学的人文主义者，具有自觉的人文主义思想、精神和实践。哲人科学家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他们是人类思想史上路标的设置者，是沟通科学和哲学的桥梁，是科学家和哲学家联盟的纽带，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承载者和缔造者。你对爱因斯坦(A．Einstein)了解多少？哪个年代的人？主要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哲学思想（科学哲学、社会哲学、人生哲学）？他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爱因斯坦(1

4、879—1955)理论物理学家生于德国。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大学并入瑞士籍。1905年获苏黎世大学哲学学位。曾在专利局和苏黎世大学、布拉格德意志大学及苏黎世工业业大学教授。1913年返德国，任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和柏林大学教授，并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爱因斯坦(1879—1955)理论物理学家1933年因受纳粹政权迫害，迁居美国，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从事理论物理研究。1940年入美国籍。在物理学多个领域均有重大贡献。爱因斯坦(1879—1955)理论物理学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1905年)；并在此基础上推广为广义相对论(1916年)。提出光的量子概念，并用量子理

5、论解释了光电效应、辐射过程和固体的比热。在阐明布朗运动、发展量子统计法方面都有成就。爱因斯坦(1879—1955)理论物理学家后期致力于相对论“统一场论”的建立，企图把电磁场和引力场统一起来。对宇宙学说也有贡献。相对论的观念和方法对理论物理学的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因理论物理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发现光电效应定律，获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1879—1955)理论物理学家主要著作有：《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关于辐射的量子理论》《广义相对论的基础》、《根据广义相对论对宇宙学所作的考察》、《相对论的数学理论》、《空间、时间和引力》、《物理科学的哲学》等。爱因斯坦：科学泰斗、哲学巨匠作为一位

6、有社会责任感和科学良心的哲人科学家，爱因斯坦还就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和人生问题发表了诸多见解，其文章数量并不少于他的科学论著，从而形成了他的富有启发意义的社会哲学和人生哲学，时至今日仍焕发着理性的光华和理想的感召力。爱因斯坦谈“住在科学殿堂里的人”住在科学殿堂里的人是各式各样的，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有的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从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有的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爱因斯坦谈“住在科学殿堂里的人”有的是为了逃避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

7、己反复无常的欲望和桎梏（zhigu）而遁(dun)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有的则是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于顿悟的世界图像，以自己的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爱因斯坦“住在科学殿堂里的人”科学殿堂如果只有前两类人，那就决不会有科学。因为这类人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第三种动机是消极的，最后一种才是积极的。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