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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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源流分析框架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主要讨论了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产生问题。他所采用的是对组织选择的科恩-马奇-奥尔森（Cohen-March-Olsen）“垃圾桶模型（garbagecanmodel）”1的一种修正形式。金登认为，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产生中存在着三条过程“溪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和一个“政策之窗”。问题、政策和政治这三条过程溪流主要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它们各自都是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发展的。这些分离的溪流往往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汇聚在一起。解决办法与问题连接起来，而且他们二者都与一些有利的政治势力连接起来。而这种连接只有当政策之窗（p

2、olicywindows）———竭力提出最得意的政策建议或关于问题的想法的机会———打开时，最有可能出现，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金登的政策之窗就类似于拉雷·N·格斯顿的触发机制，触发机制就是公共政策的催化剂。在政治过程论的发展史上，科恩等人的“垃圾桶”模型不仅塑造了人们理解组织的观念，甚至还从总体上影响了政治科学和制度理论中，一种触发机制就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该事件把例行的日常问题转化成一种普遍共的、消极的公众反应。但并不是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可以起到催化作用，这种催化剂的作用还取决于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范围、强度和触发时间。窗户打开的原因要么是出现了一些使人非

3、相信不可的问题，要么就是政治溪流中发生了意外的事件。尽管政府议程是在问题溪流或政治溪流中建立的，但如果所有这三个溪流被连接在一起的话，即对一些正在考虑就此采取某种实际行动的项目进行编目。换言之，如果问题、政策以及政治都被连接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就更有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比如广州的禁摩令：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和政策之窗。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概念入手对“禁摩”政策过程加以应用分析。在“禁摩”政策过程中，问题溪流主要表现在，摩托车的大量存在，给广州市区的交通秩序、交通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等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对广大市民的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造成了严重危害，特别是交通事

4、故，当时涉及摩托车的交通事故占了所有交通事故的一半，而且受伤、死亡的大多是摩托车这一边。广大市民反映摩托车问题的意见、建议逐渐增多，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表达了要求进一步加强摩托车管理的愿望。特别是广州市治安问题，引起了广州市民的不满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两抢”成为人们大街小巷都谈论的话题。交警表示，摩托车已是广州道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政治溪流首先表现在市领导的调整。2003年，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专门做出指示，要求对广州市摩托车问题加以治理。市委市政府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反复磋商，并由副市长苏泽群亲自挂帅，而参与此次政策过程的有市政府的主要部门，包括市办公

5、厅、法制、交通、公安、工商、环保、商业、物价、宣传等部门。政策溪流主要体现在方案的制定上。自2003年张广宁市长做出指示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迅速做出反映，极制定出两套方案，并提交市委市政府讨论论证，并最终定下一套满意方案。另外，这与外部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汽车行业利益集团是“禁摩”政策的重要推力。多源流分析框架认为，问题、政策和政治这三条过程溪流主要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它们各自都是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发展的。这些分离的溪流往往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汇聚在一起。在“禁摩”政策过程中，政策之窗表现在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交通安全事件的发生。据统计，“2003年全省公安机关共

6、立刑事案件达到516971起，比2002年上升9.0%。在发生的刑事案件中，侵犯财产案件占了91.5%。”42003年4月份以来，全市刑事案件上升幅度最大的是街面的“两抢”案件，特别是在公共聚集场所、马路上选择目标抢夺群众的项链、手机、提包的案件上升幅度最大，摩托车管理有很大漏洞，驾驶摩托车作案的飞车抢夺案件占48％，这类案件手法简单，逃窜快，容易得逞。这种犯罪行为被人们一致痛恨，于是很快达成一致：严格限制或禁止摩托车，规范管理。除了这个指标外，使政策之窗打开的还有很多偶然因素，如2003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使政府有能力建立较完善的公共交通，也使老百姓有改变出行方式的能

7、力；政策之窗的打开也与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相契合，广州市努力在“十一五”时期至2020年打造一个经济中心、文化名城、上水之都，建成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广州市政府认为摩托车已成为低层次的交通工具，应该给予取代；2010年亚运会将在广州市举行，广州市政府认为摩托车将损害城市形象，等等。正是在这些各种条件的汇合和碰撞下，才汇成了如今的“禁摩”政策。完全理性决策和有限理性决策理性决策模型，简称理性模型，它起源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传统经济学理论是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的，舍弃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