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反腐模式的变迁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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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反腐模式的变迁与推进摘要：腐败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腐败的产生既有行政主体道德素养方面的困境，也有行政体制方面的障碍。体制上的问题必然会造就了官场生态环境的恶化。要想反腐必须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建立高效能反腐制度和机制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选择什么样的反腐败模式，是能否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关键。建国以来，我们党采取了运动反腐败模式、权力反腐败模式和制度反腐败模式等多种反腐败模式。实践证明，要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就必须坚持制度创新，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形成结构合

2、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相互制约的制度反腐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强化权力监督，形成制约腐败的铜墙铁壁。一、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以反腐败模式为划分依据，我国反腐败斗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采取了运动反腐败模式。主要在解放初期和“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初期针对党内出现的腐败问题，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通过群众运动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模式又可称为阶级斗争反腐败模式。这种反腐败模式，是以政治思想教育、道德品质自律为主，以整风等形式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同时通

3、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形式发动群众起来揭批腐败分子，以党纪法规制裁为辅的一种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方式。这种方式内在地包含了强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因素。它的核心和宗旨，就是凭借阶级斗争的威慑力量，最为充分地发挥党员干部的道德自律和人民群众的制约监督作用。从而密切党群关系，卓有成效地实现党的群众路线。这种反腐败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1)对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培养，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增强党员干

4、部对腐败现象侵入的抵抗力和免疫力。(2)5通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揭露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把非马克思主义者清除出党。这种运动反腐败模式，在当时通过频繁的运动，确实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但是运动反腐的一个致命伤就在于它冲击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人人都在一个不安定的环境当中搞生产、搞工作，弊多利少，所以十年“文革”也就酿成了十年浩劫。第二个阶段主要采取了权力反腐败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停止搞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5、来。但是针对腐败现象的日益滋生蔓延，采取什么模式来反腐败呢?我们基本上是用党和党的干部的政治权力和在群众中的威望来反对腐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这是一种基于人治原则，从宏观的反腐败政策方针制定，到微观的具体案件能否查办，查办到何种程度，一项预防腐败的制度改革能否启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等等，都严重依赖于领导人的偏好、态度、意愿和决心。这种方法反腐败的好处就是比较便捷，它的弱点是因领导者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者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随意性比较大。所以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如果领导者本身的

6、权力变质了，一把手自己就是腐败分子，他就不可能运用正当权力去反腐败。这种权力反腐败模式的局限性很大，还具体表现在各地、各部门的反腐败形势发展很不平衡，没有体制制度保障，局限于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和对党的事业是否忠诚。仅仅依赖的是一种“道义性反腐败”。列宁曾经说过：“把希望寄托于个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同样，寄希望于官员的自我道德完善，这在反腐败斗争中也是“不严肃的”。西方经济学家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基于这种基本假设，如果把反

7、腐寄希望于官员的自我道德完善，这不仅违背了常理，也违背了人性。事实反复证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反腐倡廉不能仅仅立足于人“性本善”的理论假设，不能单纯地倚重道德自律和一两次政权力量集中打击，而要依靠制度长期的、规范性的力量，切实预防和惩治腐败。第三个阶段主要采取了制度反腐败模式。制度反腐是和权力反腐相对立的反腐败模式，它基于法治原则，充分依靠制度预防和惩治腐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权力反腐败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健全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腐败成为

8、当务之急。1980年邓小平首先明确提出反腐的制度性问题。邓小平认为，制度“更带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5，在剖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时，他更侧重于体制因素。他始终认为，腐败与现行体制和管理制度上的缺陷有关。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具体分析了党和国家在制度问题上存在的五种弊端，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