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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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张锡勤教授的《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　　　　濂溪公子　　　　　　　　　　今天读到了一篇好论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是介绍这篇论文，所以其中大量引用原文，其中论文的第二部分我全部抄了过来。　　　　这篇论文共分五部分，前边是概述，正文分为三大部分，加上一个简短的结尾。　　　　概述中作者说“要求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改造，是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一件大事，它曾受到几代中国改革者的持续关注。”“从这一问题提出之日起，提出者们所说的‘国民性’乃是指中国‘民性’、‘积习’中的‘劣根性’，所要解决的乃是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人的近代化（现代化）、进而实现社会近代化（现代化）

2、的问题。”　　　　正文第一部分，作者指出，首先是外国人的评价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国民性问题，然后是严复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启超又对这一学说做了发挥和宣传。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政见不同的维新派和革命党人的基本认识并无分歧。　　　　正文的第二部分论述的是我们的国民性到底是什么，我把这部分内容全抄过来。　　　　二　　　　要想改造国民性，第一步工作无疑是梳理、揭示那时中国人身上的种种“劣下之根性”。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梁启超。1901年，在《中国积弱溯源论》这篇长文中，梁启超将中国人“人心风俗”上的劣点归结为“奴性”、“愚昧”、“为我”、

3、“好伪”、“怯懦”、“无

4、动”、等六方面。次年，在《新民说》中他又作了较细的剖析。他认为，“我祖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主要表现为缺乏公德观念、无国家思想、又无进取冒险性质、无自尊性质、权利与义务观念薄弱……。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又在一系列文章中对中国人的各种缺点、劣点作了更全面也更尖锐的揭示。所列举的有：“好利无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黄金崇拜”、“工于诈伪”、“不诚无信”、缺乏同情心，等等。陈独秀竟认为，当时“中华民族种种腐败堕落”，业已“到人类普遍资格之水平线以下”，令人“惭愧、悲愤、哀伤”。（《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其措辞既极端尖锐也极其沉痛。值得提起的是，鲁迅在“五四”

5、前后所创作的小说，对病态的中国社会的各色中国人的种种缺陷、弱点作了入木三分的生动刻画，比一些理论文章影响更深。　　　　中国近代的改革者、新学家们进而揭示，中国人的弱点、劣点虽有诸多表现，但最根本的则是奴隶性。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新学家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清算又集中表现为对奴隶性的清算。最早从事这一揭露、批判的是梁启超、麦孟华等维新派思想家；继起的革命派思想家、宣传家也发表了大量剖析、批判奴隶性的文章。对于奴隶性的种种丑恶表现，他们先后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如：　　　　奴隶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谀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

6、外无事业，侍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不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则如获至宝，如膺九锡，如等天堂，嚣然夸耀于侪辈为荣宠。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粟，虽极其凌蹴践踏，不敢有分毫抵杵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麦孟华：《说奴隶》，《清议报》六十九册）　　　　从上述描绘可知，20世纪初中国新学家们所说的奴隶性，乃是指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人们安分、顺从、依附、怯懦的顺民性格，以及一些人安于奴隶地位的奴才意识。正是这种奴隶性使人自轻自贱，丧失独立自主的精神，养成依附、依赖等积习，使中国人“如群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牵丙袂”（梁启超：《

7、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全无自主、自择能力。更可怕的是，奴隶性所造成的顺民性格使人偷安苟活，安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屈辱地位：“牛之马之[1]不以为苦，奴之妾之不以为辱”，“驯伏数千年专制政体下，相率而不敢动。”（《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　　　　他们又指出，这种奴隶性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中是普遍存在的，在那等级森严的庞大金字塔中，下一层者即是上一层者的奴隶。中国“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且，“我中国人之乐为奴隶，不自今日始也”，“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邹容：《革命军》奴隶性在中国

8、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于是，那时的中国遂成为一个“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不痛不痒，麻木不仁之世界”。（《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一期）这些读之使人心酸、沉痛的文字，在当时曾使国人深受刺激，有力地激发了民族精神的振奋。　　　　在20世纪初，改革者、新学家们一致认为，普遍存在于国人之中的奴隶性，乃是中国社会变革、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巨大障碍。他们的结论是，国内的专制统治并不足畏，国外的列强侵凌也不足畏，“所可畏者，国民之奴隶根性耳”。（辕孙：《露西亚虚无党》，《江苏》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