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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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考察　　理想人格具有强烈的范导功能，其范型一经确立，会对一个民族的社会与文化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对于理想人格的研究，历久而弥新。当下的转型中国正面临着传统人格失效，现实人格失范，理想人格失落的人格危机[1],理想人格的重塑，对今天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在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中，启蒙思想家以与古代不同范型的理想人格，来表达对近代化过程中中国人人格的期许，也推动了教育目的的现代转换。这种传统人格的近代裂变,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标志之一[2],其深层次则是伦理精神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变迁。本文将致力于省察理想人格裂变

2、和教育目的转换的伦理维度，从伦理学的视角考量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以有助于思考当代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　　一、理想人格的形成及其近代挑战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伦理文化积淀的国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韦政通认为，理想人格是先秦诸子将尧、舜等古帝理想化的产物[3].在古人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帝的理想人格的构想中，内圣、外王特质是共有的，这表明古代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是圣王。秦汉大一统以后，理想人格的内涵发生了实质的变化。外王理想萎缩而内圣特质得以扩张，读书人所向往的是成为儒,知识分子用心的范围逐渐囿限

3、在立身行己、出处进退上。在理想人格与国民性的关联方面，韦政通认为，这种经由古帝理想化形成理想人格的过程，导致了一种崇古或尊古的价值取向，是形成权威人格、保守等国民性的最基本的文化因素[1].汉以后直至清末，随着儒家传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了正统地位，中国传统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合传统社会、规范人们日常生活并世代相传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与这种以三纲五常为内容、礼治为核心的完整价值体系相对应的，是圣贤、君子、成人、大丈夫、大人[2]等人格称谓构成的传统的理想人格形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修养模式，成为历代士大夫毕生践履

4、的人生道路。学而优则仕成为传统教育的理想出路，伦理道德成为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　　传统理想人格在近代内外部双重因素的促引下发生了巨大的转换。从理想人格演变的角度来看，在西方入侵之前的封建末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们已经觉察到严重的社会危机，看到挽救这种社会危机非赖于一种新的理想人格不可。传统的以儒家伦理价值为核心的理想人格因其至高至大、令人望而生畏而招致越来越多的开明思想家的诟病与责难[3].其中，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在否定传统理想人格无所不能、完美无缺和大公无私的绝对性的同时，承接王阳明、黄宗羲关于豪杰精神的思想，提出了与其个性主

5、义思想相联系的豪杰理想人格[4].龚自珍的豪杰理想人格，不再强调社会阶层和知识的限制，更注重心志和心力,强调顺应个体性情发展和创造精神，从而实现了从精英化理想人格向平民化理想人格的转换，奠定了近代理想人格的雏形。　　19世纪的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开始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传统理想人格文化、价值体系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绝大多数中国人却在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中日渐消沉，道德、心理和行为方式（习俗）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表现出普遍的道德沦丧和明显的价值迷失。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

6、何物乎？不得而知[5].龚自珍、魏源等早期启蒙思想先驱将这种严重的价值迷失概括为人心之积患,认为治天下者，以整顿风俗为先[6].他们对传统的封建统治、腐朽虚伪的理学、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提出了整肃道德、改造人心风俗的主张。其间，有思想家赋予传统圣贤人格以变通趋时、亟亟谋利、必通西学等新品性，希冀以此来改塑传统理想人格[7],而郭嵩焘等早期维新派则更借助他们眼中的西方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为国民性引进了开放、求实、重商求利等崭新因素[8],这已经蕴含着国民性改造的思想萌芽。但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传统宗法礼教价值观的批判

7、在总体上仍是在原体系内的批判[9],以改造人心风俗、整肃道德的途径来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没有脱开藉道德人心以治理国家的儒家传统思维方式。他们对传统圣贤人格的改造，只是旧瓶装新酒,还没有提出一种新的理想人格范型。　　二、国民性改造与理想人格的现代转换　　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惨败加重了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国门打开之后，各种关于新世界、新文明的观念和新思想蜂拥而入。原本自给自足的天下变成了物竞天择的世界,在未死之旧与方生之新之间，个体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人生观、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发生混乱和瓦解[1].传统道德价值的动摇和迷失，引

8、致传统的理想人格观念的崩塌，而新的价值体系、理想人格尚未确立或获得认同，价值体系的失范导致人格危机普遍弥漫于国民心中。如何解决民众的人格危机,成为当时一些先进中国人不断求索的重大问题。一部分维新思想家转回到宗法礼教价值体系的老路上去（如康有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