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思潮与魏晋诗坛关系的动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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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玄学思潮与魏晋诗坛关系的动态考察魏晋玄学思潮对其时诗歌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已成为古今绝大多数论者的共识。而当论及具体问题，如玄言诗起源、玄学思潮影响诗歌创作的途径与表现等，则不乏仁智之见，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故本文拟对玄学思潮与魏晋诗坛关系作较为系统的梳理，以期有助于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入。一　　肇始于魏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思潮，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这方面的情形，有关哲学史、思想史等著作已有不少论述，这里不拟复述[1]。我们要着重加以考察的是玄学思潮与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之间关系的演变之迹。　　较早论及正始玄学与文

2、学关系的是刘宋末年的檀道鸾。其于《续晋阳秋》中将始于正始的玄学清谈文化，视为后世东晋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创作风尚得以形成的远因[2]。不过，檀氏是从追溯东晋玄言诗特重义理之源头的角度立说的，故未遑详细说明正始玄学在其产生的当世，对诗歌创作领域究竟起过什么的影响。其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首唱“正始明道，诗杂仙心”说，方始触及正始玄学与其时文学的因缘瓜葛。对于刘勰此语的理解，学界颇存歧见。詹锳先生认为“仙心”指道家思想，孔繁先生解为游仙内容，张海明先生则以为“是道家思想与道教思想缠杂在一起”而对诗歌产生的影响[3]。我们认为，刘勰在这里所要表达

3、的似乎是这样的意思：正始玄学思潮对当时诗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起到了浸染的作用，致使像何晏、嵇康、阮籍这些身兼思想家与文学家二任的诗人，在其诗歌作品中时常写进一些以玄学思想为底蕴的对待人生、社会、自然等方面问题的独特见解。所谓“仙心”，既非专指神仙方面的内容，又不是《庄》、《老》之言的直接展示，而应当理解为向往如神仙般摆脱世俗牵累的自由境界之情。这或许就是刘勰用“心”的缘故吧？而“杂”字又似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其时玄学对文学的渗透，还未达至一定的程度，只是偶尔越出自己的藩篱。当然，道家思想与游仙内容的说法都没有错。只是我们觉得，将其视为因玄学思潮的影响

4、，致使当时诗人用不同于前此建安文人的态度对待世事人生，从而形成新的时代特色，应当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可以较好地与下文“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相契。所谓“嵇志”、“阮旨”，是很难径以“道家思想”、“游仙内容”或“道教思想”来诠释的。　　何晏诗歌作品所存无几，但从其《言志诗》二首，隐约透露出脱略世事羁绊、托情逍遥恬适之境界的精神追求。诗云：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其一）　　转蓬去本根，流飘从风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弥。愿为浮萍草，托

5、身寄清池。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其二）　　其中“且以今日乐，其后非所知”的消极情绪，或是刘勰给以“浮浅”之评的依据之一吧？　　嵇康的玄学造诣颇深，其《养生论》、《声无哀乐》等文，均闪烁着哲理的光彩。其深受重思辩主个性的时代思潮浸染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形表现到诗歌创作上面，便突出地体现了“诗杂仙心”这一时代特征。诗人立足于现实人生，常以其玄思而对待社会人生诸多问题。像《四言赠兄秀才入军》、《五言赠秀才诗》、《答二郭诗三首》等即含蕴着以《庄》、《老》为旨归的人生理想。但从总体上看，嵇康的诗歌作品的重心所在仍然是现实人生。表露于诗中的情志，也非后来东

6、晋孙绰、许询等人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所可比拟。阮籍诗歌中亦不乏与嵇康相近的内容，其蕴涵于《咏怀诗》的是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怀之情。不过，在具体诗歌意象运用上，往往体现出脱略世俗而向往自由的特点，并时常借助仙境仙语来表达自己的理想。　　从诗歌风格方面来看，刘勰也是较早发表意见者。他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对此，近人刘师培的理解是：　　彦和此论，盖兼王、何诸家之文言,故言篇体轻澹。其兼及嵇、阮者，以嵇、阮同为当时文士，非以轻澹目嵇、阮之文也。即以诗言，嵇诗可以轻澹相目，岂可移以目阮诗哉[4]。　　刘师培所

7、强调的是嵇、阮，特别是阮籍诗风与王、何等不同，不应以轻澹加以概括。他虽然没有直接批驳刘勰之说，而实际上是持不赞同态度的。其实，刘勰对于嵇、阮与何晏等人的区别是有所见的。他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既指出正始玄学对当时文人的一般影响，又承认嵇、阮诗的个性特征，认为“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而《时序》篇以“篇体轻澹”来加以概括，是从其时诗风与前此建安诗风对比的角度而言的。所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正可与此后正始文坛“篇体轻澹”相比观，从而见出文学的时代特征与流变。刘永济先

8、生以为“篇体清澹”，是“魏明以后，玄学渐盛，慷慨之气，至此稍衰”而造成的现象[5]，这种见解当与刘勰本意相去不远。　　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