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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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五）四、本末与体用人们常说汉代“滞重”而魏晋“空灵”。所谓“滞重”是说汉代思想多就事论事，停留在感性现象的表层，用象数思维去解释现象之间的外在联系；所谓“空灵”，是说魏晋人的思想不满足于具体现象的表面，而能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透过现象抓到事物的本质。文化现象背后的的变革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即从象数思维向本体思维的变革，王弼的“本末”“体用”方法正是这一历史性巨变的转折点。1,、本与末所谓“本末”方法，就是将一切事物都简单划分为“本”与“末”或“一”与“众”两个对立统一的层次，简称“本末”和“一众”。“本”指根干，根干只有一条，也就是“一”；“末”指枝

2、叶，枝叶繁多，也可称为“众”。从王弼三本注释性著作《老子注》、《周易注》和《论语释疑》看，他的确是有意识的用这一学术方法重新解释儒道圣贤的思想，同时王弼还写了《老子指略》和《周易略例》，明确介绍了他是怎么运用新方法澄清了《老子》、《周易》的“本义”。①《老子注》《老子指略》是王弼系统阐述他注释《老子》一书基本方法以及他所理解《老子》主旨的文章。他认为，《老子》所说的“道”，是宇宙万有共同的混沌母体，具有无限丰富的内容。因此，法、名、儒、墨、杂各种学术流派都在《老子》关于“道”的论述中，发现了与自己学说一致的因素，于是将自己片面理解的“道”的某种属性误认为是“道”的本质

3、。都以“得道”者自居。比如法家见《老子》讲以客观态度治国，则认为属法家；名家见其讲求真，则认为属名家；儒家见其讲纯粹的爱心，则认为属儒家；墨家见其讲俭朴，则认为属墨家；杂家见其立论不拘一格，则认为属杂家。总之，各家都陷入了片面性，这样一来，《老子》的真义被曲解了。对《老子》的解释，决不能案文责句，拘泥于其中的个别论述，作孤立的理解，或者说理解的切入点不能是枝叶的“末”，而应该把握其根干的“本”。"《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瞻,众则同类。解其一言以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位意

4、,则虽辩而愈惑。"王弼认为：“崇本息末”是贯穿《老子》一书的主导思想。抓住了这个主旨，才能统帅驾驭洋洋五千字的全书。《老子》并非逻辑严密的论文，而是自由畅想的散文诗。如果完全随老子的描述漫游，则会陷入繁乱而不得要领；然而只要抓住“自然无为”这个思想主旨，则等于抓住了全书的灵魂。万变不离其宗。王弼将《老子》一书中的“道”与万物的关系，概括为“本”与“末”的关系，认为无形无名的“道”作为本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创立了宇宙本体论。②《周易注》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总源头，尽管有较大的包容性和随意发挥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卦爻辞写的十分具体，因此硬性作相反的

5、解释却并不容易。况且，完全以道家哲学替代儒家义理，也不是儒道兼综的玄学家所乐于做的事情。汤用彤先生说《易经》本身存在着两个矛盾，一是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的矛盾，二是卦象、卦辞与爻象、爻辞之间的矛盾。第一个矛盾也就是“言意”问题，王弼将儒家的“言尽意、言不尽意”与庄子的“得意忘言”相结合，创立了新的言意理论，解决了这个矛盾。第二个矛盾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王弼对这个问题采用了“执一统众”的方法。他在专门阐述注《易》新方法的著作《周易指略》中写道："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

6、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王弼将《易》的每一卦都分为“一”与“众”两个层次。“一”指每卦卦象和卦辞所表达的时义，它是统帅全卦的“宗主”；“众”是指的每卦的六爻及爻辞，它们处于从属地位，受时义的制约。因此在解释易经各卦时，首先要抓住每卦卦象的时义。各爻的意义，取决于它们与时义所表达的形势之间的关系。③《论语释疑》《论语释疑》是王弼解释《论语》其中难通文句的著作，原文已佚。2、体与用体用，简单的说是一种表达事物本质与现象的思维模式。传统观点认为“体用”作为一对哲学思维并被运用是由王弼开始的。关于王弼首次提出“体

7、用”范畴的论点，证据是王弼《老子·三十八章》注中的一条资料：“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传统观点认为，此处的“体”指的本体。即“无”。然而王弼在自己的著述中，“体“作为一个名词，都是指的事物的有形体。有时指人体，有时指物体。所指事物虽然不同，但都是指的它们有形的部分，是属于“有”的范畴。王弼从未用过“体”字去表示宇宙本体“无”。因为在他的哲学观念中，宇宙本体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没有形体。所以上文中的“体”，是指的事物的形体，即现象；“用”指的事物内在本体“无”的作用。既然在王弼的哲学术语中，“体”为现象，“用”为本体，那么如果把上文中“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