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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产党宣言》描述了三个相辅相成的现代社会特征:依托于“世界市场”的开拓而日益深化的全球化,使得“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在“政治集中”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利益格局。国民性(nationalcharacteristic)理论的出现与上述三种趋势交织而成的现代性图景息息相关,尤其是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及其自我认同互为表里。国民性理论一经诞生,就具有一种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比较中进行自我反思的现代性品格。国民性理论具有“形象学”的内涵。因为后者本质上也是一个
2、站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如何看待异族文化而形成的自我价值判断的概念。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研究,关注的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形象学研究的着眼点不在于判断被形象所描绘的异国形象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而在于形象的创造者的“主体性”观照视野及其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想象的价值倾向,其中所表现的恰恰是形象生产者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因而也是“关于异国的幻象史”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Smith1845-1942)出版于1894年的《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Characterist
3、ics)一书中所表现的异国形象,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形象学作品。一、明恩溥国民性理论的形象学分析费正清曾经对《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作过比较客观的评价,指出作为一个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传教士,明恩溥的追求在于“试图从中国下层推行基督化,并从乡村这个层面来观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认为“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即是说,在明恩溥的异国形象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二是其写作目的,是企图通过在中国乡村社会的传教,促使中国基督教化。明恩溥生活于中国的
4、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工业革命的成就、近代民族国家的组建、海外市场和殖民地的开辟等等一系列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事件,极大地鼓励了基督教普世主义扩张的信念。库舍尔指出:“在19世纪末期,基督教在世界上取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而这是伴随着发端于欧洲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的过程实现的。西方文化与基督教的某种结合逐步控制了那样一些古老的文化中心。印度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沦于英国控制之下,而且看来在精神上也已精疲力竭。中国在经济上、精神上和政治上都已衰落,而成为欧洲列强的玩物。日
5、本十分孤立,而非洲已经殖民化。简言之,现代性的精神同时也就是盖有基督教印记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精神。”在这种“现代性的精神”驱动下,1910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召开的世界宣教大会甚至认为:“全世界的基督教化可以指望在十年的时间内完成。”明恩溥国民性理论中塑造的中国人素质的“异国形象”,就是这种“盖有基督教印记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精神写照。 为了证明中国基督教化的合理性,《中国人的素质》花了许多篇幅描绘出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不会逻辑思维、不讲卫生等等“形象”,以证明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思维方
6、式是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特点,可以用‘责任’来一言以蔽之。……在西方,个人就是一个单位,而国家则是个人的大集合。在中国,社会的单位是家庭、村庄、宗族,这些词语常常还可以交替使用。成千上万的中国村庄,各自都由同一个姓氏同一个宗族的村民所组成。……在这样的村庄里,最远的亲戚关系也是堂亲表亲,每一位男性长辈,不是父亲,就是叔伯舅舅,或者哪种‘爷爷’。”因而这里的“责任”,就是指父亲对儿子、兄长对弟弟、家长对家族的权威与职责,亦即体现在各种复杂的尊称与礼仪之中的尊卑关系:“各种尊称的全部理论和实践,
7、对西方人来说,即使不发疯,也会疑惑不解。这只是因为这些表达方式时常让人想到尊卑关系,中国人认为这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有其下,下有其上,上下有序,万事大吉。”中国人的个体生命意义只有置入这张基于自然血缘的伦理网络之中才会显现出伦理上的意义和价值,“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因循守旧的根基何在了。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认为举止与道德是互通的概念,同出一源,本质相同。对于中国人来说,违反风俗习惯就是冒犯了禁区。”正是这种将行为与道德意义相联系,却不对事物本身的逻辑意义进行分析的整体直观的致思方式,
8、使得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眼中有一种维护“面子”的“戏剧本能”,明恩溥认为这就是中国国民性的基本“素质”所在。他以明清以来在中国民间社会兴盛发达、且具有众多观众的戏剧为例:“任何一种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西方人看到这种做法,即使不认为荒唐,也以为多余。中国人是用戏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在西方人看来,具有戏剧本能的中国人待人处事,“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只是形式。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