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读中的原创思想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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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七次“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討會（廣州）經典解讀中的原創思想負載——從《孟子字義疏證》與《孟子微》看中山大学政行系任剑涛在現代西方學科分化方式決定性地影響中國學術界關於學術討論的學科分際方法以前，從經典出發申述學者的意見，是傳統中國從事學術事業的基本方式。但是，這絕不意味著解讀經典的方式，就只能在古代經典的思想約束下，而不能有任何思想創造。尤其是在傳統學術與現代學術交彙的近代邊沿，兼具學問家與思想家兩種職能的學人，正是通過對於經典的解讀，來申述一種與變遷時代相吻合的原創思想與社會變革主張的

2、。本文選取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與康有爲的《孟子微》兩書，來觀察近代中國學人借助于解讀經典，而伸張新的思想觀念與新的社會變革主張的原創性思想局面。這種解讀，正好符合疏解經典思想的內部解釋、與詮釋社會功用的外部解釋兩個解釋視角相結合的解釋學要求。或許，正是在這種內外部的雙向解釋中，我們可以瞭解近代以來，儒學面臨第三個原創期儒學的三個原創期是指，作爲第一期的原始儒家思想，作爲第二期的宋明儒家思想，以及作爲第三期的現代新儒家思想。第一期是儒家本土化發展的時期。第二期則是回應佛道兩家的思想挑戰創新儒家的時期。

3、第三期便是應對西方思想衝擊創造性轉化儒家的時期。這裏采信當代儒家思想家杜維明的說法。參見杜著：《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版。的時候，何以可能應對原創的需要，而出現一個創造性轉化的新發展。一、路徑問題解讀經典，可以有兩種路徑：解經的與解釋的。就中國古典思想學術而言，圍繞儒家經典的解讀，便形成了以解經的方式讀經典的“漢學”傳統，以及以解釋爲取向讀經典的“宋學”傳統。前者具有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學術”取向。後者則具有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思想”11第七次“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

4、”研討會（廣州）取向。在經學史的範疇內來看這種區別，意義重大。因爲，恰如現代經學史家周予同所講，這代表了中國古典學術的兩個重要時期學術思想旨趣相異的學術主潮。參見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所收《“漢學”與“宋學”》一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本文的論題範圍內，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系採用何文光整理本，中華書局1982年第二版。本文中的戴震該書引文，均只注篇名。與康有爲的《孟子微》康有爲《孟子微》一書系採用樓宇烈整理本。中華書局1987年版。本文所引該書，亦只注篇名。，均

5、屬於經學範疇。但是，二者又不是簡單地可以解經或解釋的對峙性分割加以對待的。他們都是試圖借助於對儒家經典《孟子》的解讀，來表達自己的某種思想意圖的。其思想路徑，同中存異：從經典的解讀對象的選擇上來看，二者具有一種對於《孟子》思想價值的共同認可的一致性。但是，對於《孟子》如何可以獲得有效解讀的視角，以及在思想主題的選取上，則發生了較大差異。於是，從經典解讀的基點出發，後起思想家創造性地闡釋自己的思想的路徑，也就發生了分化。先分析一下二人思想路徑的一致性。二人選取疏解《孟子》來伸張自己的思想，具有共同的思想

6、起點。無疑，作爲二人解讀對象的《孟子》，具有一種二人所共同認可的思想史價值。這對於一個試圖借助于原典解讀，來創造性地闡發自己思想的思想家而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爲，原典的思想史地位對於後來思想家可以借闡釋而達到的思想水平高度，具有一種起點高低視角上的決定作用。所謂“取法乎，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斯爲濫也”的闡釋意義，就在於此。關於這一點，不論是戴震，還是康有爲，都有一種思想上的自覺性。戴震在寫作《孟子字義疏證》“序”的時候，就明確指出，“韓退之氏曰，‘道于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

7、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嗚呼，不可易矣。”而康有爲也在《孟子微》的自序中指出，“孟子乎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自序一》）又言“傳孔子春秋之奧說，明太平大同之微言，發平等同民之公理，著隸天獨立之偉義，以拯普天生民於卑下鉗制之中，莫如孟子矣！探冥冥之本原于天生之性，許其爲善而超擢之，著靈明之魂於萬物皆備之身，信其誠有而自樂之，秩天爵于人人自有而貴顯之，以普救生人於昏濁汙蔽之中，莫如孟子矣！“（《自序二》）可見，戴震與康有爲均認定孟子思想的精微意義與社會功用上

8、的顯著。這使得戴震可以在《孟子》中以精確的“字義”疏證來“重建”原始儒家的本原性思想，而將宋儒對於原儒的歧解視爲游離了“作者”與“文本”的理解。從而，將戴震自己的理解以有效解釋爲根據保護起來，似乎儒家的真精神在遠離了宋儒的理解之後，足以恢復其歷史面貌。至於康有爲，則更是在對於《孟子》的微言大義的疏解中，獲得申述自己見解的“文本”依據的。他將孟子擡舉到一個歷史的思想頂峰位置，其實爲的是給自己依傍於《孟子》申述思想，提供權威性理由。就此而言，戴震與康有爲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