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中西文化与通识教育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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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隆溪：中西文化与通识教育本文是张隆溪先生于2006年12月2日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年会上的演讲大纲。通识教育，英文叫generaleducation，顾名思义是在专科之外，给学生以范围广阔的普遍知识。人类的知识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能由一个人全面掌握，所以知识系统越来越分为各种专门的科系，分门别类，而且越分越细，学生和学者都专攻某一门类。在学校，尤其在大学里，学生都分在不同的科系专业学习，而研究更是专攻某一领域。于是学生有自己的专业，学者也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但是，就像钱钟书先生说过那样，成为某一门类的专家，虽然在主观上是很得意的事，在客观上却是不得已的事。知识的分化或许是势所必然

2、，不能不如此，专业化对于知识的深化，尤其对研究的发展，都有相当积极的作用。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知识的分门别类使人们的知识面缺乏广度，眼光局限，看不到自己所学那一小点范围之外的整体，也就越来越对事物的联系和互动缺乏了解，不仅眼光局限，而且心胸也随之变得狭隘，这对于培养我们所需的人才，实在相当不利。无论自然还是人类社会，本来是一个互相联贯的整体，而我们为了观察和研究的方便，才用各种办法去分门别类，所以知识的分化是人为的局限，而要对自然和社会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就需要超越专科而获取更普遍的知识。就是在科学研究方面，也逐渐在分科之外，出现科际整合即跨越学科分界的（interdisciplin

3、ary）研究，而且科学上的突破，往往就和这种由分而合的研究相关。我们由此也就可以明白通识教育的重要性。通识教育也就是所谓通才教育，即liberaleducation，按字面讲是自由教育，其涵义是指在专科之外，通过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教育。所谓自由，就是指“把人的头脑从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培养能作为世界公民随时谨慎而敏感地行动的人。这就是塞内卡所谓人性的培养”。[1]在西方，这是有悠久传统的教育观念，其具体内容则是人文教育。在十九世纪讨论高等教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约翰‧亨利‧纽曼（JohnHenryNewman）著《大学的观念》，他在其中說，知识本身就是求

4、知的目的，大学就是纯粹追求知识、研究学问的场所。纽曼把通识教育区别于专科的职业教育，认为通识人文教育才可以称为教育（education），而专科的职业训练只能叫做技艺的传授（instruction）。培根（FrancisBacon）曾说，知识就是力量，但纽曼认为不能只从工具的角度看待知识，他也承认知识就是力量，但他说：“在成为力量之前，知识首先是一种善；它不仅是工具，而且是目的”。他又说：“当我们说知识的传播就是教育，这其实就意味着知识是心灵的一种状态；既然心灵的培养肯定是值得去追求的目标，我们便可以由此再度得出结论，这也是‘通识’和‘哲学’这样的字眼已经暗含的结论，即知识是值得

5、人向往的，哪怕它没有任何实际的结果，它本身便是宝藏，足以补偿学子经年不断的苦苦追求”。[2]把知识作为本身的目标，把求知视为精神追求，对于善的追求，这就是所谓“人性的培养”这个西方传统的通识教育观念。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抱着同样的看法。他1912年在中国公学开学典礼上演说，就讲过和纽曼的观点相当类似的话。他说：“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将来不作一事，学问亦为吾脑筋所应具之物”。[3]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曾经反复强调，“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又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

6、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4]由此可见，西方和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们都十分强调为知识本身的内在价值而追求知识，而不是为了实际利益追求知识。我们看现在的情形，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大学和中小学教育和这些教育家们的理念实在相差太远了。强调实用和实际利益，似乎是目前社会上和教育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也许培养许多社会需要的专业人员，但是就教育培养人和人的心灵而言，我们的教育却并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更需要强调通识教育，即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知识的分化和教育的专科发展，当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情形，但通识教育可以视为平衡精专与博雅的手

7、段。金耀基先生在讨论现代大学的问题时，首先就指出专精与通博的矛盾，认为“大学教育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之士。一个大学生应该对人类知识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自己民族的学术文化有一基本的欣赏与把握，同时，他应该养成一种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一种对真理、对善、对美等价值之执著的心态”。[5]说起对人的培养，尤其能够独立思考，能够执著于真、善、美的内在价值，那更是通识教育的基本意义所在，而非专科训练，尤其不是科技的技能培养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同大学的教育系统都面临如何平衡专与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