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术语.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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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言不尽意”论汉魏之际为如何鉴识人物而兴起的“言意之辨”，对庄子的“言不尽意”论作了进一步阐发。正如汤用彤所说：“人物伪似者多，辨别极难。……而况形貌取人必失于皮相。圣人识鉴要在瞻外形而得其神理，视之而会于无形，听之而闻于无音，然后评量人物，百无一失。此自‘存乎其人，不可力为’；可以意会，不能言宣（此谓言不尽意）。”（《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15页）玄学家们的言不尽意论，是对语言难以描述一个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来说的，与文学显然更近了一些。非语言符号传播学对非语言符号的研究告诉我们，作为一种传达信息的符号，形象具有这样的特点：在表达思想

2、感情时，它既某种确切的指向性，又有无须对这种倾向做出定量规定的模糊性，形象同它所表示的意义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那么严格和确定，形象只是暗示意义，因而要比概念语言的说明模糊、宽泛和含蓄得多。从表达的准确性和逻辑性上讲，这固然是一种损失，然而它却为人们传达感悟和表现情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这又是抽象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符号不可比的。“形象大于思想”“形象大于思想”现象的发生，既和作家的主观动机有关，又和读者的想象、联想有关；文学形象本身的特点，则是连接二者的中介或桥梁。从创作主体来看，作家之所以要用形象来说话，就是因为艺术形象作为组织和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可以传达许多抽

3、象概念或逻辑话语不容易说清楚的丰富而深邃的意思，更善于表达那些概念语言无法言说的复杂感受和体验。这说明在文学形象的构成中，已经包含着大于特定概念的丰富内涵。从读者接受一方而言，具体生动的文学形象虽然不能准确无误地表达某种确定的观念，却可以将读者带入意会、感受、体验的状态，为他提供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从而使读者获得更为丰富的信息。从“形象大于思想”的现象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已被无数的文学事实所证明，那就是：任何艺术形象都不可能完全地“翻译”成逻辑语言；用理性化、概念化的逻辑语言来复述文学，有可能接近文学形象所蕴含的意义，却永远无法穷尽它。所以中国古代有“诗无达

4、诂”的说法，西方也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谚语。从这个角度上理解“形象大于思想”的现象，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文学形象性质的理解。文学形象具有审美性钱钟书指出：“夫艺也者，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兴象意境，心之事也；所资以驱遣而抒写兴象意境者，物之事也。物各有性：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应物。”（《谈艺录》，中华书局，第210页）说的就是艺术形象在本质上只能是心与物，即主、客观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这个特点。在文学形象中，不仅有经过主体创造性想象加工过的客观事实，而且还包含着主体对其所表现的对象的审美态度，包含着他的个性和他的理想。而后

5、者正是文学形象独创性的主要构成因素。因此，为了强调生活形象与艺术形象的这种区别，中国古代文论一般都把前者称为“物象”，而把后者称为“意象”，用“意”与“象”的结合揭示形象构成中所存在的主、客观因素，揭示艺术形象的审美性。文学形象是语言形象在西方文论史上，德国美学家莱辛通过讨论诗与画的区别，具体分析了语言形象和造型艺术形象即视觉形象的不同，对“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这一影响深远的传统看法提出批评。莱辛指出，文学属于时间艺术，可以表现流动、发展的过程，而造型艺术则属于空间艺术，只能表现事物运动的在某个瞬间的静止状态。莱辛的理论观点，可以参阅他的著作《拉奥孔－论诗与画的界限

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可惜的是莱辛以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来区别诗与画，并没有把问题讲清楚。正像后来“新批评”理论家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所说的那样，以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来界分文学与造型艺术，等于说后者是静止的图画而前者是活动的图画，仍然是用视觉性来解释文学形象（维姆萨特、布鲁克斯：《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47页），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比喻英美“新批评”理论家维姆萨特在论及比喻时曾指出：“在理解想象的隐喻的时候，常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B（喻体，vehicle）如何说明A（喻旨，tenor），而是当两者放在一起并相互对照、相互说明时能产生

7、什么意义。”（维姆萨特：《象征与隐喻》，《“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57页）他又说：“在比喻背后有一种两个类之间的相似性，这样就产生了更一般化的第三个类。这一类没名字，而且很可能永远没名字，只有通过比喻才能得到理解。这是一种无法表达的新概念。……诗的要点似乎在喻体和喻旨之外。”（维姆萨特：《具体普遍性》，《“新批评”文集》，第262页）都说明了比喻从根本上讲并不是说明性或描绘性的，即仅仅用具象的喻体去修饰抽象的或不那么具体的喻旨；好的比喻其实是喻体和喻旨的并列对照所产生的新的意义。张爱玲的比喻就具有这样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