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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年第3期*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吴延兵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企业效率最大化要求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这一企业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损失和创新效率损失问题。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中存在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国有企业改革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中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从而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然而,由于创新具有不同于一般生产的特殊属性,已有国有企业改革措施并不能实现创新中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因而无法改善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由此,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损失
2、大于生产效率损失的理论假说。基于中国省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工业行业数据,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估计结果都稳健地支持了该假说。关键词:生产效率损失创新效率损失国有企业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效率问题虽老生常谈但一直引人注目。基于不同时期数据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产权对生产效率具有显著负影响、国有企业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生产效率最低(Zhengetal.,1998;姚洋,1998;刘小玄,2000;吴延兵,2011)。理论上通常认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根源于国家所有制下所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Zhang,1997)或政策性负担(Linetal.,
3、1998)。创新效率是评估国有企业绩效的另一个切入点。以往的国有企业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效率上,最近,关注企业所有制与创新效率关系的实证文献开始涌现(Zhangetal.,2003;Jeffersonetal.,2006;吴延兵,2006)。这些文献利用不同的数据样本和研究方法发现,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最低。对于国有企业创新效率低下的原因,Qian&Xu(1998)、Huang&Xu(1998)的理论模型表明,集权经济通常采用事前官僚监督机制,这极易造成项目选择失误并延迟创新,他们还指出软预算约束导致创新效率损失。上述两类文
4、献揭示出国有企业中既存在着生产效率损失也存在着创新效率损失。尽管国有企业的两种效率损失可能都根源于国家所有制下所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和预算软约束,但是,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等不同于一般生产的特殊属性,这些特殊属性决定了那些在生产领域能够发挥作用的监督和激励机制不一定适用于创新领域,由此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损失的来源与生产效率损失的来源应有所不同。单独研究国有企业某一方面的效率损失无法全面地认识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得失。然而,目前没有文献将国有企业的两种效率损失同时作为研究对象①,更没有文献从理论上或经验上说明国有企业两种效
5、率损失的异质性及其生成机制。*吴延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wuyb@cass.org.cn。本文完成于作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访学期间(2010-2011年)。作者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BronwynH.Hall教授的支持、刘小玄研究员和杜创博士的书面评论以及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①刘瑞明和石磊(2010)研究了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及由这种效率损失进一步带来的其他效率损失(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和整体经济增长的拖累),该文没有涉及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损失问题。本文所讨论的是国有企业自身的
6、双重效率损失,与他们的研究视角完全不同。15吴延兵: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本文的目的就是将两类效率问题纳入统一研究框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阐明国有企业两类效率损失的相对大小,以便更深刻地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和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基于企业效率最大化要求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Milgrom&Roberts,1992)这一企业理论,本文证明,已有国有企业改革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企经营者在职期间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对应,从而减少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损失;然而,创新所具有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等不同于一般
7、生产的特殊属性造成国企经营者在职期间创新收益权与创新控制权的分离,而已有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设计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导致国有企业中严重的创新效率损失。简单地说,已有国有企业改革可以部分地解决国企经营者的短期生产激励问题,但无法解决其长期创新激励问题,因而国企经营者有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而无积极性提高创新效率。所以,理论上,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损失应大于生产效率损失。为验证上述理论假说,在实证研究方法上,本文把企业划分为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以民营企业为参照系来测度国有企业的两类效率损失。利用1998—2003年中国省级大中型国有
8、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行业数据,通过劳动效率计算、劳动效率计量模型估计和全要素效率计量模型估计,本文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中存在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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