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变迁：在博弈均衡与制度设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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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2008年第8期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8月No．8，2008ZHEJIANGSOCIALSCIENCESAug．，2008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变在博弈均衡与制度设计之间口何秋仙楼迎军内容提要以分税制为主体的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是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但分税制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它继承了某些“旧制度遗产”。分析其历时结构，可以发现分税制其实是一种重叠嵌入，它对之前的财政包干制既有保留，又有创新。从博弈均衡的观点出发，分税制之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是一种既抗衡又扈从的关系。本文从制度设计观点出发，

2、用韦伯理想型分析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税关系，讨论我国分税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分税制的建议。关键词分税制建构理性制度关联博弈均衡作者何秋仙，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楼迎军，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杭州310018)迂从制度分析的历史角度审视，财政包干制本一、引论身重视妥协的特征，使得地方与中央谈判能力的财政问题历来是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和强弱，成为地方财政能力多寡的决定因素，而在很锁钥。历史经验表明，恰当的公共服务水平、合理大程度上忽视了以生产力或经济效率作为衡量因的赋税体系、有效的财政管

3、理体制是人民富裕、国素的必要性。因此，财政包干制使得地方政府得家昌盛、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之一。在1994年分以保留改革开放后地方财政资源边际增长的绝大税制施行之前，我国财政管理体制虽然经历过多部分，造成地方财政权力的扩增。而地方财政权次变动，但是大致上能以1985年施行“划分税种，力的扩增能够强化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bargain．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作为分界。1985ingpower)的话，地方政府自然会选择抗衡策略以年以前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具有浓厚的中央计划经增加地方财政权力。财政包干制本身运作并不以济色彩，即便是改革开放

4、时期开始以后，也仍然维“法制性法律”为基础，而是容许地方政府与中央持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1985年以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均衡，使得部分财政领域出现讨价开始在全国各省市施行不同形式的财政包干体还价的现象。施行财政包干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制，提供了地方扩增地方财力的机会，诱发或强化中央的财政能力不但没有相应的提升，反而有逐地方政府扩增财政权力的动机。渐衰微的趋势。本文是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政互动关系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课题号：1060KZ406145。20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浙江社会科

5、学2008年第8期1994年的分税制正是在中央财政能力不断了实行分税制以理清中央、地方财政收支关系，强弱化的背景下由中央政府推动实施的“自上而化“两个比例”的结论(王绍光、胡鞍钢，1994)。下”的制度变迁，意图形成一套新的游戏规则。对于将中国财政“两个比例”的下降归责于财政很明显，分税制的用意之一，正是设法改变财政包包干制，Le—YinZhang认为应该将中央与地方政干体制时期中央与地方一对一的讨价还价关系，府预算外与制度外收支一并计人政府的财政规模改善中央财政能力弱化的问题，提升中央政府在之中，因此单方面的放权式(decentr

6、alization)财政国家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问关系的地位。因此，改革观点都必须进行重新审视，应该改为“收入分税制的制度设计必然是朝着财政集权化的方向向中央集权，支出向地方放权”双向度思考变动。但是，既有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旧(Zhang，1999)。对于预算外财政未计人政府财政制度遗产”仍然影响着分税制的设计与执行，为规模，导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被低了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央政府必须作出一定估，胡鞍钢认为正是因为预算内财政占国内生产的妥协，这就是分税制中依然保留着部分具有财总值的比重下降，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财政收支政

7、包干色彩的制度项目，例如，税收返还与原体制最为分散的国家之一，也才需要彻底清理预算外中上解补助项目。分税制最大的作用在于财政收资金(胡鞍钢，1999)。入的中央再集权化，而税收返还同时也弥补了地从建政初期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到1994方财力的损失。但是分税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年前的财政包干制，我国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都如地方尚无独立税收体系等。总之，分税制还是具有浓厚的中央计划经济色彩，也仍然维持高度游荡在博弈均衡和制度设计之间的一种财政分权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可以说我国1994年以前制度变迁的历史性产物。从财政包干体制再到分的旧

8、财政体制正是建构理性的产物，即使是在分税制改革，中央又重新将原先下放地方的财政权税制实施以后，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划分依然存力集中到中央政府，形成财政权力的再集权化，这在浓厚的行政性命令色彩。采用行政性命令作为就是典型的“制度的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