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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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马西恒内容提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使社会产生了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的多元利益主体，也因管理与功能承载的缺位而突出了稳定与秩序的重要。这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原初动因。尽管理论上存在“行政化”与“社区化”的分野，社区建设的实践却出现了两者的贯通，并创造了整合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的新方式。由此，改造传统国家权力结构并重组中国社会的近代命题在当代中国被再次提出。社区整合的新模式使人看到了政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曙光。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整合/基层政权/国家与社会一“社区”

2、并不是一个生于中国本土的概念。在最先将其引入社会学的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那里，大意是指那些存在于前工业社会的、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共同体。就其源头来看，社区的本意并不强调地域特征。随着社区研究在美国的兴起，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将社区作为连接环境和人的生活方式的概念，用以表明城市生活的独特性。他们同时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社区概念：一方面把社区作为生态单位，认为“占据了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汇集”就是社区；另一方面又将社区作为一个

3、确实存在的社会实体加以描述。在这两种含义的张力下，社区概念走向重构，并在增加了区位含义之后成为专门的地域性社会研究工具。一般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内，如果人与人之间具有较为有效的相互关联，同时有一定归属和群体责任感的人群就通常被称为社区(见朱健刚，1999a).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从日文中把这个概念转译过来，并认为一个村庄、一个小镇、一个大城市或大城市的一个区等，都是社区。腾尼斯引用社区概念，意在为分析欧洲社会的工业化变迁提供一个起点。在他看来，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社区作为原初的同质性群体正在并将

4、继续走向消解，而为异质性的、被动的、疏离的大众社会所取代。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则通过增加载域特征和降低同质性要求，从而带来了所谓的“社区”在现代社会的“重新发现”。尽管“社区”经历了一个从“消解”到“再发现”的过程(程玉申，1998)，但人与人之间那种较为密切的、充满道德和情感色彩的社会关系，依然构成了现代社区概念的基本内核。但是，重构后的社区概念并不能否定“社区消失论”者关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变迁的所指。相反，它为改变这个过程中由于传统的东西被打破，人际关系淡化，凝聚力和归属感减弱，责任感降低

5、，从而对于环境的变化无能为力或者无动于衷这样一种危机，提供了可以操作的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注意到社区本身对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作用。与此同时，联合国所属各机构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发现，依靠外力推动和敦促当地政府去规划和发展的做法收效甚微，于是转向发展、利用社区本身的力量，并于1995年发表了《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报告书。由此，社区建设或社区发展作为一种具有方向性的区域性社会变迁，成为国际间通用的专门术语。它指的是人民自己与政府机关协同一起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及文化状

6、况。并且特别强调：第一，人民需要自动、自发地参与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第二，政府和社会应鼓励自动、自助、互助的精神，并提供使这种精神发挥更大效力的方式和条件。实际上，对于现代化变迁中变得疏离化的大众而言，社区建设就是要将特定区域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各种各样的社区要素在实现自己利益的同时，担负起社会职责，以整个社区的发展为目标，更好地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社会的良性运转。二关于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的区位特征，尽管存在不同的认定标准，但基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以及实际操作的考量，人们通常

7、认为一个街道办事处所辖的范围大致就是社区的地域空间(丁水木，1997).为了淡化其行政区划的色彩而突出其社区特征，许多学者称之为“街区”。街区空间中的社会变迁以及体制沿革，事实上是50年来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一个缩影。计划体制下，以国家为中心，派生出纵向的“单位”和横向的“地区”两个系统。根据1954年颁布实施的《宪法》、《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规，街区中设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里弄居民区成立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街道一居委会体系成为街区空间

8、中的基本组织依托。“大跃进”运动失败后，绝大部分居民的生存依赖转到单位，单位因功能扩张而变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独立的社会共同体，地区则日渐退居边缘地位。一方面，街道空间被单位化的行政权力所分割，街道权力与事务呈现出几年真空的状态；另一方面，居委会逐渐失却居民自治组织的性质，事实上被当作了街道办事处的下级。改革开放以来，在单位行政化性质日趋淡化的同时，个体、私营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社会成员的流动频率加快，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横向联系增强，导致传统条线式的“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体系向以地域